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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尉迟寺是皖北地区大汶口时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包括大型围沟、成组的红烧土排房屋建筑、墓葬、兽坑、祭祀坑以及各类遗物等。此外，该遗址还发现龙山时期的墓葬、灰坑等遗迹以及各类遗物。至目前为止，尉迟寺聚落是我国所揭露的史前时代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风格和格局独特的以烧烤房屋为特征的聚落遗存，对全面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同周边地区同类文化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东150米，西南距蒙城县城20公里，东北距宿州40公里。目前已经进行了两个阶段13次的发掘，发表了数篇发掘简报和两部发掘报告。 1989年秋，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尉迟寺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堆积保存较好、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特征明显的遗存，是进行豫皖考古课题研究的一处理想的典型遗址，从而决定进行有计划、大面积的揭露。 第一阶段发掘是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在尉迟寺遗址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加上扩方，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围沟内清理出红烧土房址41间，其中排房12组39间。发掘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灰坑45个，墓葬192座、红烧土房址41座、大量陶器和各类工具；龙山文化的灰坑66个、乱葬坑1个、墓葬12座以及陶器和各类工具。  第二阶段是从2001年到2003年共进行了4次发掘。 第二阶段的第一次发掘于2001年4~6月进行，清理出红烧土房址18间，其中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残房址4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址14间。在本次发掘的西北-东南向长排建筑（F53~F63）西端的两间（F37、F38）为第一阶段时发掘，与本次发掘的房址连为一体，构成了西北-东南向一排整体的长排建筑，这也是尉迟寺遗址中最长的一排建筑格局。墓葬共清理出42座，其中4座属于龙山文化，38座属于大汶口文化。在这42座墓葬中，成人土坑墓10座，占墓葬总数的24℅；儿童瓮棺葬32座，占墓葬总数的76℅。同时清理出龙山文化时期灰坑16座。  第二次发掘于2001年9~10月进行，清理出红烧土房址1间及房前活动场所一处，搞清了这一地点红烧土房屋的布局。墓葬共清理21座，其中龙山文化墓葬7座，大汶口文化墓葬14座。在21座墓葬中，成人土坑墓12座，占墓葬总数的57℅；儿童瓮棺葬5座，占墓葬总数的24℅；青年（16~18岁）瓮棺葬1座，占0.5℅；儿童土坑墓3座，占1.4℅。清理出灰坑6座，其中5座为龙山文化时期遗存，1座为大汶口文化遗存。本次发掘未发现以大口瓮为葬具的儿童瓮棺葬，同时也未发现陶刻符号，综合来看，此次发掘的墓葬等级较低。 2002年3~5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出红烧土房址3排9间，清理出大型活动广场一处，在广场中心部位发现一处直径为4米的火烧痕迹。聚落中复杂的布局和大型活动广场在尉迟寺遗址中是首次发现，是聚落考古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发现。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23座，其中成人土坑墓3座，占墓葬总数的13℅，其余20座均为儿童瓮棺葬。发现一座以大口瓮为葬具的儿童瓮棺葬，并发现2件带有“日”、“月”、“ 山”形的陶刻符号。本次发掘清理灰坑11座，其中9座为龙山文化时期遗存，2座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同时在广场东部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陶制鸟形“神器”，系全国首见。 第四次发掘于2003年10~12月进行。本次发掘首次发现一排两组共4间的龙山文化红烧土排房建筑，其内出土一组罕见的七足镂孔器；龙山文化儿童土坑墓1座，龙山文化灰坑7座。大汶口文化墓葬18座，其中儿童瓮棺葬15座，占本次发掘墓葬总数的83℅。第一次发现了以12件大口瓮为组合埋葬的大型祭祀现象（JS10），并有两件大口瓮带有“日”、“月”、“山”或“日”、“月”形的刻划符号。同时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基两排，红烧土活动广场一处。    尉迟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研究的空白，确立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经过两个阶段的大规模发掘，完整的再现了尉迟寺聚落的整体建筑格局，对全面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聚落形态、墓葬制度及其与周围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史前聚落文化、江淮地区史前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编著：《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