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1928年，受傅斯年之邀，李济离开清华国学院，加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简称史语所）。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正式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也是从李济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以自然科学看待的独立学科。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成立初，就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第一任主任。1934年，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但仍兼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 大女儿于李庄早逝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重要的支柱——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儿子光谟），从南京到长沙，再至桂林、越南、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是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可万没想到，1940年夏，就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年仅14岁的二女儿鹤徵在昆明突然患上了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的治疗而死去。 李济夫妇在巨大的悲痛中于逝去的爱女作最后辞别，含泪打点行李，带领全家又匆忙前往李庄。心中的哀伤还没有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宜宾中学读书即将毕业，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 因为李庄缺医少药，大女儿终于不治，追随早逝的妹妹鹤徵而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 李济的父亲李权面对两个从小未在自己身边唧唧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痛难抑，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 在傅斯年宽慰下艰难支撑 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办公室，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5公里之外的板栗坳，其字句之间无不流露着悲痛、伤心、抑郁之情，信中说：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第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之必要，但恐西北之行未必即能生效，或将更生其他枝节。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自不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祈求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 傅斯年收到信遂即回信，除了给予同情、理解和好言相慰外，还为李济想出了一些解脱之法，如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等等，以缓解其心中的压力和情绪。后来，傅斯年又找到李济进行推心置腹的恳谈，他诚恳坦率的劝慰最终说服了李济，此时此刻，李济心中也许清楚，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都不容许自己轻易地对呕心沥血为之经营的事业撒手不管。况且，此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在紧张地筹划当中，中央博物院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刚刚取得大捷，并酝酿对牧马山墓葬的大规模发掘。 在李庄完成多部著作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办公在长江边的张家祠，而李济一家则住在羊街7号，两地相距不过三百米。每天，李济沿着这条路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他尽力从家累中抽身，力排琐碎的行政事务，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研究进行整理。 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著作有《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等等。（原文刊于《宜宾日报》2015年7月30日B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