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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提倡事实求是，解放思想。恢复高考招生后培养出来的一批学者渐居学术主导地位。大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陈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安阳殷墟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与探讨大鼎有关的考古工作有清理发掘相传出土大鼎的墓。 出 土 这一时段补充介绍大鼎出土信息的文章较多，以张恩言《国宝罹难录——殷墟司母戊鼎出土前后》（《中州今古》1984年第2期）、杨小林《司母戊鼎访谈纪实》（《中国文物科学》2006年第3期）为代表，增加细节或不同信息。 “增加吴希增探出大鼎，先后有20至40余人参与挖掘，区公所用两个排的兵力保护挖掘现场。盗坑尺寸长六尺、宽二尺，深10米左右。大鼎口朝东北，足向西南，斜横在泥水里，只存一耳。或推测认为，安阳殷墟王陵在早期盗掘时因鼎太重而未能盗走，但被截去一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古董商萧寅卿以20万银元唆使村民分解司母戊鼎，村民尝试用60根钢锯条和锤砸，最终只砸下鼎耳，未能分解鼎体。” “吴培文在自家院内转移埋藏地点。日伪闻讯数次搜查，日军搜查兵力的人数、车辆及武器配备，搜查过程中刮起大风，吴培文借口为病人买药脱身。” “王仲廉因献鼎遭蒋介石责骂并被禁闭三天。” 1984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清理发掘传出大鼎的墓（编号84AWBM2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发现从商末周初到现代的6个盗坑，大部分随葬品已被窃走。有学者根据墓中检测金属元素，判断墓中应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申斌《司母戊大鼎埋藏位置初探》《殷都学刊》1986年第3期）。有学者称该墓为“司母戊”墓（石璋如《殷墟妇好墓的五点疑问》《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研 究 参与大鼎研究的学者来自古文字、历史学、考古学、物理、冶金等不同学术领域，探讨凸显三个主题。 铸造工艺与保护 冯富根等学者采用观察和使用X光探伤仪透视的方法推断： 制范，四块腹范（每一面为一个整范内嵌六块分范，共二十四块分范），鼎腹与足为同一块范，顶部可能为四块范。内腔应使用整块泥芯和底范连接成一体。浇口范四块。范外用草拌泥加固。铸型时，以长方形泥片起芯撑作用。 浇铸，三足为浇口，一足为排气口。对以往使用数以百计的奴隶协作使用“将军盔”炼锅浇铸大鼎的认识提出质疑，根据考古发现材料，提出用直径约80厘米的大型熔炉6座浇注即可完成。鼎体补铸部分因泥范未烘透，有较多的缩孔，质较疏松。鼎耳是在鼎身铸成后在上安模、翻范铸成。铸造这样一件大鼎所用金属料可达1200公斤（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等《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 万家保认为，判断用范块数应以范线分布为准；大鼎的长边可能系中分的两块范组成，以使变形较小；鼎耳是和鼎身一次铸造而成；扉棱是由范线演变而成。铸造大鼎需要一千五百公斤以上的青铜（万家保《商代几件大青铜方鼎铸造方法的商榷——兼评《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大陆杂志》第63卷第4期，1981年）。 宋淑悌据X光检测资料观察结果，支持冯富根等学者对大鼎用范，耳身铸造关系做出的推测。也指出冯富根等学者因未辨清X光片正反方向而将补铸部分与原壁特征颠倒的现象。 补充认识，双耳用范14块。足上补铸分别用范两或三块。新发现足为有间隔两段空腔，下端一段空腔中填充泥范芯土，取出一足中泥芯土重量为766克。四足上下空腔高度和内径各不相同，应与浇铸有关。浇铸时，以一足为浇口，其余三足为排气口。范间使用纯铜垫片。大鼎微观结构缩孔密集，质地疏松，概因浇铸时排气不畅，熔炼时混入较多杂质所致。 总结铸造工序为，事先精密设计、制模、制范、装配型范、熔铜和浇注（使用至少可熔铜200公斤的大坩埚6个）、补铸、铸耳（宋淑悌《司母戊鼎的X光检测及其铸造工艺》（《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大鼎耳、身、足先分铸附件，再合铸成一个整体（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董亚巍先生以2012年湖北鄂州市博物馆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对商晚期方鼎进行的模拟实验，通过对司母戊鼎的观察认为，造型工艺与其他方鼎同；模范为原始机械造型，分型制模；包括四足在内的四面范对合范包，两块腹芯；耳（为减少制范高度）分铸组装；浇铸口设在底部十字凸棱正中部，只需一个熔炉浇铸即可（减少出问题的机率）；足（弥补长度不够）、腹（铸造缺陷及填补芯撑槽）存在补铸现象；估计化铜近2吨，大鼎重量应在1吨以上（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0、11、12期）。 文物保护工作者据大鼎足采样检测，结果显示锈蚀产物的主要物相为氯铜矿、副氯铜矿、赤铜矿、孔雀石和锡石等，其中氯铜矿、副氯铜矿为青铜器腐蚀过程中衍生的有害锈，建议采用密封柜单独保存，置于湿度低于35%的环境，以防锈蚀蔓延（韩英、杨小林、马燕如《后母戊鼎西南足腐蚀产物物相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 考古学编年 有学者认为大鼎属于殷墟文化二期（杜廼松《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文史哲》1980年第1期）。理由是司母戊鼎造型与铭文特征同于殷墟五号墓出土同类器，殷墟五号墓时代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队学者定为殷墟文化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称名讨论 主“司”学者或将司作配偶（妃）解（张亚初《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年第12期），或认为司即嗣（曹定云《“司母戊鼎”不可更名为“后母戊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7日A-07）；或将“司母（女）”合为一字“ ”，指女子之尊长（裘锡圭《说 》《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9年），或认为指出身于司氏族之妇人（林巳奈夫提出此识，见朱凤瀚《论卜辞与商金文中的“后”》《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 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介绍中以“后母戊鼎”称名大鼎，引起社会不同反响。有学者专文商榷，以曹定云《“司母戊鼎”不可更名为“后母戊鼎”》、葛英会《商代大鼎的“司”、“后”之争》《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常玉芝《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论卜辞中的“司”、“毓”》《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创刊号）等学术文章具有代表性，主要论点如下： 商代卜辞、金文中出现的“ 司”“ 后”是一个字。从字形结构、造字本义、辞例分析，当释“司”。在相关辞例中主要用作祠、祀（祭祀）或嗣意。 释“后”（王后意），则有些辞例讲不通（如“后父”，《甲骨文合集》21691、19207、22083甲、乙）。 商代无“后”（王后意）。商代卜辞中有“毓”字，本意指生育，引申义指先公先王或表“後”意。由“毓”讹变成“后”（王后意），时在周代。 其他研究 有学者据在孝民屯遗址发现大型圆形范芯座、大型圆鼎足陶模（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殷墟孝民屯大面积发掘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5日第1版），逻辑推测其可能并非商代青铜器最大最重者（彭安保《司母戊鼎是最大的青铜器吗？》《中华遗产》2010年第6期）。 综上，这一时段虽然有关大鼎出土详情介绍文章较多，但多未标注信息来源出处，又因采访当事人有限，相互转抄中出现差异和传讹，故不宜视为定论。比较而言，有关大鼎的探讨重点在于铸造工艺和铭文释读，前者为观察推测，后者属于探讨，均属有待实践检验的认识。 几点认识 笔者初览学界有关大鼎研究历程，概括如下几点认识。 大鼎以恢宏的体量，繁缛的纹饰，庄严的气势，堪称目前出土的青铜时代第一鼎。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重器，是商王室王权象征和当时生产力水准的代表。 综合有关大鼎出土与辗转信息，大致理出基本脉络： 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民在商王陵区一带发现大鼎并挖掘出土，为方便外运曾尝试分解，双耳断损，后复埋于地下。日伪闻讯追索，终未得逞。1949年7月，被县府收归国有，10月26日运往南京。 至于出土与辗转过程中涉及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信息，因存有差异，需详加考证。 学界对于大鼎铭文的考释、纹饰解读、铸造工艺、考古学分期所提认识，涉及商代王世、祭祀制度、手工业生产、相对年代等众多疑难问题。目前学界在大鼎属于商代晚期，商王为其母做器，用模范铸造等方面取得共识，对铭文释读、铸造工艺、考古学分期等具体问题仍存不同见解，显示有关大鼎的研究具有持续性。 由于大鼎至今仍存诸多谜团，学者需从基础材料梳理和基本信息分析做起，做到言之有据，信而有征，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