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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纳瑞在伊朗东部德鲁兰地区工作时采用了宾福德的边缘化模型,但他反对把气候变化作为驯化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农业活动的开展是对人口和经济变化的响应。在扎格罗斯山脉,由于“广谱革命”,人口在大约2万年前开始增长,这导致了定居和人口增加。人们会移居到边缘地区,在那里种植谷物。同许多常见的理论不同,弗兰纳瑞的解释特别关注谷物驯化的生物学方面。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野生物种从其原生地输出; (2)消除自然选择机制; (3)对那些在自然条件下不能正常生存的显型进行无意识的选择。这三种无意识的过程同简单的灌溉技术相结合,导致人与植物间相互考古研究关系的不可逆转,并促使驯化的产生。 该理论虽然把人口压力作为农业起源的诱发机制,但却反对气候变化作为农业起源的动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引自：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