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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共同进化模型和季节模型的启发,本茨提出了一种有趣且新颖的“民族学”模型。尽管她称其方法为民族学分析,但她认为人类开始农业的根本原因似乎与环境(季节性)有关,因此她的模型被纳入环境分析方法中。路径依赖模型涉及到的观点是人的选择受到早期选择的影响:他们驶向预先决定的道路。换言之,人的行为未必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活动的长期结果很难被评估。 由于区域内丰富、可靠资源(谷物)的出现,或者由于有不可缺少资源的区域减少(由于人口压力或环境变化),人类首次对当地资源变得有依赖性。在有丰富及可预测资源的情况下,人类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移动性降低,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在食物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竞争。竞争和社会冲突都会导致互惠原则的降低。结果出现了应对资源短缺的新方案,即专门的交换或储存。储存、交换和财产权导致定居,而定居会反过来促进储存。另外,可以预料的是:小村庄中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得以加强。由于定居、储存及交换、依赖于当地环境,可能会发生资源短缺。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人们开展了农业种植。而对资源的投资进一步增强了定居、储存、种植等。此外,人们开始在情感上依附于他们的村庄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模式中,农业建立在依赖区域受到约束的资源及互惠原则减少的基础之上。其实质也认为农业是人与动植物之间无意识共同进化的结果。她反对以下几种观点: (1)新仙女木时期种植不能开始; (2)种植不能在资源丰富的时期开展; (3)社会等级不是种植的先决条件。 引自：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