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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鼎（简称大鼎）以体型宏大，纹饰繁缛引人注目，为社会熟知。学界对这件大鼎的关注和探究，始于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大鼎收归国家收藏之后，研讨涉及出土、流传、图案、铸造、铭文、商史等内容。笔者初览相关研究成果，参照时代背景、研究重点、信息补充等因素，试分三个时段。  出 土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开展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包括西北岗商王陵区），获得丰富的古代遗物（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白陶等），使殷墟扬名海内外。 1937年下半年，侵华日军占领安阳。从1938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日本春庆义应塾大学北支学术调查团、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室曾在安阳殷墟实施盗掘。，劫掠文物。当地民众也有挖掘古物的风气，大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当地村民挖掘出土的。 有关大鼎出土情况的报道与研究主要见于1946年《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从中可获如下信息。 传说出土时间为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4日或25日），地点在武官（村）南吴培文地中，明确掘获与保存人吴玉瑶。因挖掘不慎，双耳俱损，一耳尚埋土中。 伪县长杨隆准的日本顾问井东三郎获悉消息后，责成宪兵队立案侦获，拘捕当事人吴玉瑶并刑讯追索。飞机场警备队长黑田荣次采用怀柔手段，欲用七十万（或说千万）元伪币购买，安排其侄子吴延年任伪职，终未得逞。据说用一个小的（何物不详）瞒过了日伪。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军在这一带交错对峙，安阳成为战区。1946年，吴玉瑶向县政府报告大鼎埋藏地点，时任姚县长征得当地驻军同意和协助，于7月（按，约在14日晚）在吴玉瑶花园中挖出，用大马车运至县古物保存文员会，陈放大殿之中展示。最初称“炉”，后称“鼎”，时代推断为周或殷。 因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安阳县参议会拟修建中正亭，将此鼎永留县内。10月26日下午三时，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派员接收该鼎，作为寿礼运往南京。 研 究 这一时期，学界依然保持金石学研究传统，新兴的考古学和甲骨学渐具影响。大鼎被收归国有的当年即引起学者关注和研究，以先后刊登于《申报》《中央日报》的两篇文章为代表。 《安阳探古 殷代祭器出土记》（《申报》1946年10月27日第三张）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安阳实地考察记，内容涉及安阳当时战争形势，当地人民生活现状，安阳著名的古迹古物。其中“最近出土的祭炉”一段文字记安阳县府秘书长有关大鼎出土情况的口述，有关构造、图案、铸造、释文、商史等作者观察描述与推断，属初步研究范畴。概括如下： 出土地点在武官（村）南。 称名，炉。殷古器。 性质，据甲骨文“子”为正月，正月主祭祀，“子”字遂成为祭器的象形，以器形特征判断此器为殷祭器。 构造，器高三尺二寸，长三尺四寸，宽二尺二寸。铜质，周身绿色铜锈。全器分为二耳，四面，一底，四足十一个部分。耳中空，系焊于体上。器本身看不出有焊接的痕迹。四足中空，上通器底。 图案，器身饰底纹、浮雕、鐫纹三层花纹。题材为夔龙纹，分为全龙（器面上缘）、龙首、龙脊，据造型特征分为甲龙（圆耳，见于耳上、器面上缘）、乙龙（尖耳，见于耳上、器面下缘、四足）、丙龙（有角，见于耳下端、四角、器面两侧）三种不同形式。耳上甲、乙两龙或有雌雄之分。底纹为廻龙纹，参照甲骨文“洹”字笔画弯曲状，推测为洹水会意或简化。底隆起两条线，交成“十”字，与器底边框合成“田”字状。 释文，器里面居中处有铭文，释为“后妻戊”三字，因甲骨文人名有并写的习惯也可释“妻戊”两字。受器人为戊太太，铸器人为丈夫（殷王之一）。商王有大戊，或可读为“后戊妻”。 商史，此器所出河亶甲陵一带为殷庙所在。风格持重，鐫刻工整显示农业定居相当久，熔铜工业设备相当有规模，故最早在盘庚以后，此器当在殷末。图案鐫刻深度约一厘余，非铁器莫办，或可作殷有铁器的佐证。器一侧面左上角浮雕已损毁，如果不是翻制时所毁，便是在一场大火中烧坏，说不定就是武王伐纣亡殷的大火。 按，作者邵慎之（1918—1997），江苏常熟人，曾任《兴化公报》、《桂林日报》、香港《文汇报》编辑、主笔，《中央日报》《申报》战地特派员。1946年10月上旬，邵氏作为《申报》特派员前往安阳对出土大鼎作实地采访报道，是年28岁。 该文显示作者具有一定的金石学基础，对于三代历史文献比较熟悉。研究中所用实地采访与观察，图案解读与相类陶器纹饰和甲骨文字形类比，器物性质与相关甲骨文字义联系等方法，使其所获信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以此为基础所提出的推论性认识具有启示意义。 其中有些论点具有开创性，如将铭文最上一字首次释“后”，铭文释读提出“后妻戊”三字和“妻戊”两字方案，对铭文释读探讨具有重要影响。 有些因此器所发论点，虽日后材料证明与器物本身现象形成并无必然联系，但就商史而言确有意义，如该文所提殷有铁器的认识，因1973年至1974年河北藁城商文化遗址出土铁刃铜钺、铁渣、铁矿石等遗物而得到一定程度支持。 《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中央日报》1946年11月17日第十版）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阅读《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刊发对大鼎相关报道和研究文章后，据报道材料就称名提出研究性认识。 该文对报道材料中所使用的四种称名提出异议：炉，商周出土铜器未有这样的称名。祭器，名称包含的太广。夔龙宝鼎、衍龙宝鼎，古代祭器不能算是宝贝，报刊照片显示花纹看不清楚，不知是否为夔（衍）龙纹。为慎重起见，只能从形式上来定它的名称为“方鼎”。由于“方鼎”的名称也还嫌太广泛，最好把铭文再冠在上边限制一下。 第一字，释“司”。象耜形（锄头），也象织机上放纱的叉形。象征治理意义，代表职司。 第二字，释“每”，因字通借作“母”。 第三字，像一把长柄大斧，赞同邵氏说法，释为“戊”。 据此主张这器该叫做“司母戊方鼎”，意为当时某人替他母亲戊造的一件祭器。 按，作者张凤（1887—1966），浙江嘉善人，早年赴法留学获文学博士，研究涉及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曾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上海大夏大学、省立暨南大学、私立复旦大学、杭州大学，受聘浙江文史馆馆员。是年59岁。 该文发表日期晚于邵氏文章21天。学术意义在于对大鼎铭文提出“司母戊”释读方案。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将商卜辞中“ ”释读为“司”，意为“祠”（如罗叔言）“祀”，“母戊”为祖甲之配妣戊（如郭沫若）。更早的学者将同字形篆书体释为“司”，作职司、治理意（如许慎、阮元、吴大瀓等），但释大鼎铭文居上一字“ ”象耜形（锄头），也象织机上放纱的叉形，下右字释“每”，借作母，全文释“司母戊”，称名“司母戊方鼎”，这些见解为张氏首发。 从11月24日上午，夏鼐、曾昭燏、傅孟真、王天木、胡适之、杨振声、王雪艇、高晓梅等学者游览南京紫金山后，返中央博物院参观毛公鼎和安阳新出之司母戊大方鼎一事判断，“司母戊方鼎”称名或为中央博物院采用。 综上，这一时段时间不长，发表文章数量较少，披露信息简略，因距大鼎出土时间较近，公布信息的史料参考价值相对较高。研究者主要是记者和古文字学者，其学术素养及治学态度值得称道。由于本时段上限距大鼎出土间隔数年，出土情况又属追记，因此难免留下诸多待解之谜。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9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