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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宫博物院举办这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隆重推出《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该书2014年7月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撰一部关于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方面的著作，是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张忠培先生的多年夙愿。早年他在吉林大学工作时就提出了这个课题，2005年该课题又被列入了故宫博物院的科研项目。后因工作繁忙，便建议由他的学生、助手杨晶研究员主持完成。在杨晶女士的不懈努力下，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收录了张忠培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8篇重要论文，下篇集结了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杨晶女士撰写了《中国陶鬲研究综述》，田建文先生撰写了《我对张忠培陶鬲研究学术思想的认识》。最后还附有陶鬲研究的文献与资料目录。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中国陶鬲谱系的专著。 陶鬲是我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一种炊器，是典型的“民生”器物，看似普通，却充满了智慧。《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封面上的那件陶鬲，出土于山西省太谷县白燕遗址，年代为夏代。它的学名叫高领袋足鬲，袋足就是空足的意思，水可以直接注入到三条空腿里，用来烧水做饭。为了让鬲的容积尽可能大，空足制作得特别圆鼓。空足下面还有一段圆锥形实足跟，可以避免空足底部被磨损漏水，同时还能抬高陶鬲的高度，让下面的火燃烧得更好。 在陶鬲出现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炊器是陶罐以及有三个实腿的陶鼎和分体的釜灶。陶鬲出现后，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很快就与鼎罐类炊器形成了平分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炊器”最重要，在古代中国的炊器发展史上，陶鬲的兴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陶鬲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地带，传布到了长城沿线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在东南沿海及华中的部分地区也发现了它的踪迹。陶鬲最早出现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金石并用时代，经历了夏商周时代，直到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基本消失，前后存续大约两千余年。 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和漫长的年代里，陶鬲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只有从陶鬲谱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揭示出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奥秘。 根据张忠培先生的研究，金石并用时代先后出现了单把鬲（陕西渭河流域）和双鋬鬲（山西汾河流域）两大系统，夏商周时代又演化出了多个谱系和支系。夏代中原地区最发达的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以陶罐和陶鼎为主。陶鬲虽然不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器，却在二里头文化的北部地区繁育成长，成为后来相继崛起的商文化和周文化最强势的文化因素，并伴随商文化的扩张和西周的分封制，传布到了更广大的地区，与当地文化融合并发展起来。因此，陶鬲在中国史前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陶鬲谱系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提纲挈领的重要研究工作。 陶鬲的谱系研究就是为陶鬲建立“族谱”和“家谱”。如陶鬲最早出现在哪个地区，它是如何创造发明出来的，在制法上有什么特点，在实用性上有哪些优势？陶鬲的主要种类有哪些，这些不同形态的陶鬲是怎样发展的，总的演变规律是什么，它的分支、余脉又传播到了哪些地区，主脉与分支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 陶鬲的谱系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古器物学研究。张忠培先生曾指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有“一体多元”的谱系特点。陶鬲的谱系是考古学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不仅体现于陶鬲上，还呈现于与陶鬲共生的器物上。因此，无论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还是陶鬲的谱系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和研究过程。 以陶鬲为主要炊器的考古学文化众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域又十分广阔，故以陶鬲谱系研究作为切入口去摸清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就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内涵，并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显学。我国老一辈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是用分类和分期方法研究周秦陶鬲的第一人，陶鬲的谱系研究正是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而提出的新命题。这一项研究，既是把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具体应用到陶鬲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进一步扩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陶鬲的谱系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需要更多的材料积累，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作者：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 ） 致谢：非常感谢《南方文物》慨允本网转载并提供稿件！ 中国陶鬲谱系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