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作者不赞成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三期断代方案，认为这里不存在与西方相同意义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而更宜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但为了在表述上与传统的做法接轨，便于读者理解，这里仍沿用早、中、晚三期的提法。 此时期，旧石器文化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是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修理台面技术，到此得到广泛运用；在中期还出现“指垫法”修理石器的技术，还可能出现软锤技术。石器类型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早期后一阶段出现的骨器制作到中期有所发展。此外，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已经具备非常丰富的用火经验。这一时期无论从古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还是社会文化的构成，都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同时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图1--1)，基本上继承早期文化区各自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北部与南部相比来说，更多的继承了早期的石器工业传统，文化面貌上没有很大的差异（1），仍是小石器工业特点。石器组合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不同类型出现的频率有所变化。加工技术方面的进步也较缓慢，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砸击技术呈衰落的趋势。剥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修理台面技术较早期有更多应用。这种较稳定的发展趋势与当地更新世中期以来比较稳定的温带草原型的自然环境直接相关。而华北地区南部的石器工业变化较大，早期以砍砸器、大尖状器等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粗大石器工业到中期仅在部分地区保留，而在其他地区则由以刮削器为主体的小石器工业所替代(图1--6)。  周口店第15地点（2）在周口店第1地点向南约70米处，是一处裂隙或完全坍塌的洞穴堆积。该地点发现于1932年，1934--1937年间发掘。发掘区东西长约13米，南北宽16米，深10米。发掘暴露的堆积分为三层，上层系胶结致密的浅黄色土，夹角砾和钙质结核，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出土丰富；中层是大块石灰岩块夹灰烬层堆积，灰烬层中夹有烧过的朴树籽、烧骨和少量石制品；下层是红色土夹石灰岩角砾、碎骨和石制品。其下堆积深度不详。 动物化石有赤鹿、普氏羚羊、肿骨鹿、披毛犀、虎等30多个种类。不见第三纪残余种或早更新世的古老种类，赤鹿、普氏羚羊等晚更新世典型种已经出现。化石动物组合说明出露的文化层处于中、晚更新世之交或晚更新世早期。铀系法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4万一1l万年左右。从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来看，当时人类生活在末次问冰期的温带草原环境。 石制品原料与第1地点相似，包括石英、水晶、燧石、砂岩及多种火成岩，主要来自周口店当时的河床或附近的花岗岩山坡。石制品主要是石锤直接打击法的产品，很少见到砸击品。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形体多较小，台面也较小，并以打击台面为多，自然台面次之，并可能使用修理台面技术。较规整的石片显示剥片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序。数量较多的盘状石核显示石料利用率较高。石器类型包括刮削器、砍砸器、薄刃斧、尖状器、雕刻器、凹缺器、石锥和球状器。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形体多较小(图l--6，A)。 鸽子洞（3）位于辽宁西南部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附近，是大凌河右岸的一个洞穴或岩厦遗址。洞口朝东，高出大凌河35米，内有几个小洞。文化遗物发现在其中的一个小洞内。该小洞的堆积分为6层：最上面一层为灰黄色土，松散，含近现代遗物；第2层含大量片状灰岩角砾，角砾间填充着浅黄色土，含哺乳动物化石与石制品；第3层为灰烬层，疏松、质细无黏性，有黑、黄、粉、白和灰色等颜色，呈透镜体状分布，中部最厚50厘米，含烧骨、木炭、烧土块及少量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第4—6层分别为灰色土层、黑色或棕色土层、角砾层，均未发现文化遗物。 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有20多个，其中虽有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特有的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成员，但较多的还是华北晚更新世动物群的种类。从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特点来看，当时应是干凉的草原环境。 两次发掘共获石制品260件。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有少量的燧石和火成岩。主要用锤击法剥片，偶见砸击法。以自然台面为多，打击台面较少，不见明显的修理台面的标本。修理石器也主要使用石锤直接打击法，以单向加工为主，且多向背面，有少量错向和两面加工的标本。以刮削器为主，占工具总数的80％，以上；尖状器次之，雕刻器、砍砸器仅几件。刮削器个体变异大，以单刃者最多。 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本区内此阶段的重要发现。遗址位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和河北阳原县侯家窑之间的梨益沟两岸的断崖上（4）。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大部分人类化石、石制品及哺乳动物化石来自侯家窑村西长形沟的河湖相粉砂或粉砂质黏土层，另一部分遗物则埋藏在许家窑村北两叉沟的河流相黄土状堆积中。两地点虽相距不远，但地层堆积有所不同。当时人类应该生活在泥河湾盆地的湖滨。 石制品原料均来自附近，主要是石英、燧石，其次是火山岩及石英岩，其他岩性的材料较少。剥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后者仅限于石英材料。锤击法剥取的石片多较小而薄。绝大部分石片具有打击台面，自然台面或可能是修理台面的标本很少。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砍砸器和球状器6类(图1—6，B)。石器修理使用锤击法，主要向背面加工，向劈裂面、错向、复向加工者较少。对脉石英等材料加工得很粗糙，而燧石材料加工规整，刃缘匀称。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10万—12．5万年（5）。近来也有学者通过古地磁研究提出其年代可能更早，为距今50万年左右（6）。 板井子遗址位于桑干河3级阶地堆积中（7）。遗址分布面积较大，文化层厚约3米，主要是灰褐色含沙砾的粉砂。其上为4米厚的沙砾层和次生黄土，其下则为30米左右的沙砾石层和粉砂层。文化遗物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石制品、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还有数量众多的动物化石，包括狼、野马、披毛犀、赤鹿、扭角羊、牛等。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7．4万一10．8万年，略晚于许家窑。其石制品特点与许家窑较为相似，但鲜有石球发现。 萨拉乌苏（8）两次发掘的石制品共500多件。原料主要是黑色或灰黑色的硅质岩砾石，石英岩较少。遗址附近没有砾石出露，原料应是来自数十公里以外的产地。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可能存在间接打击法。石器修理技术也较进步，修疤细小，刃口较整齐。石器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其次为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钻具等(图1--6，C)。 发现的哺乳动物有诺氏古菱齿象、野马、野驴、披毛犀、普氏羚羊、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王氏水牛、赤鹿、纳玛象等。在这个动物群中，食草类所占比例最大，说明当地环境以草原为主。同时，水牛与象类化石的存在，说明当时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应存在森林及水域。根据绝对年代的测定结果，该遗址时代应为距今4万年左右。 丁村遗址群（9），1954年在丁村及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和大规模发掘，在北起史村、南到苍头村约15公里的范围内发现14个化石地点。其中11个地点与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数量众多的石制品，这些地点编号为54：90—103。 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原料以角页岩为主，此外为燧石、石灰岩、玄武岩、石英、石英岩及砂岩等，数量均很少。石料来源于附近的河滩或冲沟的砾石。从石制品外表保留的明显棱角来看，它们并未被搬运很长的距离。石制品以石片和石核数量最多，真正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石器比例很低。锤击法是基本的剥片方法。石器分为两大类：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石球、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几大类。总体来看，该遗址石器以大型为主，砍砸器、大尖状器和石球等大型工具占绝对优势，其中以大三棱尖状器为其典型器物，小尖状器、刮削器很少。工具毛坯以石片为主，石核或砾石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修理技术水平较高，单面加工较多，两面加工也占有一定地位。器型较规整，刃缘较平齐。 织机洞（10）是一处巨大的岩厦式洞穴，保留的堆积有近20米厚。1990—1995年间进行过发掘，曾将堆积划分为23层。从最上部的全新世堆积开始，向下有晚更新世甚至更早的地层。石制品数量众多，还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化石。近来的发掘与研究将该遗址堆积分为4组。第1组为洞内堆积最表层的、倒锥状的倒石堆，应是全新世以后洞穴的天窗开口之后的堆积；第2组是从洞内一直延伸到现存洞口处的含角砾砂质黏土至黏土堆积；第3组是在洞口处剖面上呈锅底状的黏土至砂质黏土，具有明显的层理，上部层理近水平状，下部弯曲严重。这组堆积显然是形成于下部地层塌陷之后形成的锅底状坑内；第4组的时代最早，现已发掘的部分集中在现洞口之外。堆积虽厚亦包括多层，但由于落水洞形成所导致的塌陷使得局部地层倾斜严重。第2—4组堆积的时代应属于晚更新世，也有可能时代更早。 原料以石英与燧石为主，遗址附近主要分布石灰岩山体，在洞前的河流所带来的砾石中，也不乏可以加工石器的石英岩砾石等。但石英、燧石均未在遗址附近发现，应是较远处运过来的。剥片技术以硬锤直接打击为主，但从部分石片的特征可以看出，也存在软锤技术。根据石核的特征，不存在预制石核技术，也不见明显的修理台面技术。石片多为不规则形。工具类型以各类刮削器为主，尖状器次之，大部分工具修疤均较短浅。毛坯以片状为主，块状次之。总体来看，石制品以小、中型者居多，大型工具较少，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工业有较多相似之处。 华南地区 该区石器工业面貌与早期相比，差别不大，可分为东西两区来看。东部地区石制品普遍硕大粗糙，采用砾石为原料，以锤击法直接加工石器。石器仍以砍砸器、大尖状器为主，刮削器等小型工具相对较少。石器形状规整，加工精制，反映其加工技术的进步(图1—7)。古人类更倾向于选择片状毛坯加工石器。西部地区整体文化面貌与东部地区有所差别，以中、小型石器为主体，刮削器等小型工具占主导地位；石器多以片状毛坯进行细致修理。该地区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的特点，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因素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即热带亚热带生态环境中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动物群的稳定存在，使得适应更新世早中期环境所形成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能够比较稳定的保留。  四川盆地近十几年来，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地区的旧石器遗址调查和抢救性发掘，也发现并发掘多处晚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遗址。它们分布在长江三峡沿岸的三级阶地上，较为重要的遗址有丰都高家镇的桂花村、三合镇的井水湾（11）以及镇江镇的冉家路口（12）。根据这些遗址的剖面显示，丰都境内长江沿岸三级阶地的底部为砾石层，其上覆细砂层、粉砂层及亚黏土层。石制品埋藏于砾石层以及上覆的地层中。根据对井水湾和冉家路口的光释光年代测定，井水湾文化层形成的年代约为距今8万年，冉家路口约为距今14万年。 在井水湾和冉家路口，还发现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如剑齿象、牛及鹿类等。此外，井水湾还做过详细的孢粉分析。以上资料显示，晚更新世早期长江三峡沿岸的气候温暖湿润，当时的占人类生活在落叶、阔叶混交林及草原环境中。 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其次为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等，其他岩性较少。原料岩性及大小与砾石层所见耆均一致，应系就地取材。根据保留在石核与石片上的特点，硬锤直接打击法应是主要的剥片手段。石核不见修理台面者，也不存在预制石核技术：百片多为初级剥片产品，原料利用率较低。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手镐、凹缺器等，以前两类占主要地位。石器加工以锤击法为主，多为单面加工。 马坝人（11），1958年发现于广东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狮子山的一个溶洞中。狮子山位于马坝镇西南1.5公里，包括两个灰岩孤峰。山上有三排溶洞，人类及大部分动物化石发现在第二层溶洞的堆积中。堆积分为三层，这些化石均发现在第一层。动物化石有猕猴、猩猩、华南豪猪、大熊猫、西藏黑熊、猪獾、水獭、花面狸、大灵猫、鬣狗、虎、东方剑齿象、纳玛象、华南巨貘、中国犀、野猪、水鹿、水牛等，均是常见于华南中、晚更新世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其中仅最后鬣狗多处于晚更新世，较具时代特征。铀系法年代测定为距今12万年左右。人化石的特征也属早期智人中较晚的类型。因此其时代应属于晚更新世早期。该遗址人类化石的石化程度较深，呈浅灰黄色，头骨缝大部分已经愈合，骨面较粗涩，可能代表一个中年男性的个体。头骨的特征是：眉脊粗壮，眶后部位明显后缩。头骨最宽处在乳突上脊的稍上处，与欧洲的尼人相似。 柳江人（14），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东面的通天岩旁一个较小的洞穴中。该洞口高出山脚约5米多。洞口附近的堆积为松散的石灰岩角砾夹砂和土，呈灰褐色。人类化石即发现于这套堆积中，与其一起发现的动物化石有火熊猫、中国犀、东方剑齿象、巨貘、豪猪、牛类、鹿类等。人化石包括1个除下颌骨外的完整头骨、完整的4个胸椎和全部5个腰椎及骶骨，肢骨保存了右侧髋骨及左右股骨各一段。从其石化程度、色泽和发现的范围来看，应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柳江人的头骨较长，眉脊粗壮、额部稍向后倾斜，前卤点的位置远较现代人为后。股骨壁较厚，比山顶洞人的壁厚而腔细，说明其较后者要原始一些。从其颅盖高指数、前卤点指数、前卤角、额角和头骨的形态等进行判断，柳江人也较山顶洞人原始。此外，其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梨状孔底部圆钝，鼻梁稍凹，鼻前窝浅，犬齿窝不明显，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些特征显示其属于蒙古人种。据此，可以确定其是最早的晚期智人，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要早，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是处于形成阶段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注释： （1）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96页。 （2）Pei w．C．A preliminary study 0n a new Palaeolithic station known as locality 15 within the Choukoudian region．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39，19：147—187．高星：《周口店第15地点剥片技术研究》，《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19卷3期，第199—215页。 （3）鸽子洞联合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13卷2期，第122—136页。 （4）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97—114页；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17卷4期，第277—295页。 （5）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许家窑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铀子系法年代测定》，《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卷l期，第91—95页。 （6）王喜生、Lovlie Reidar、苏朴：《许家窑泥河湾沉积物的环境磁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5期，第451—458页。 （7）李炎贤、谢飞、石金鸣：《河北阳原板井子石制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9页。 （8）裴文中、李有恒：《萨拉乌苏河系的初步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8卷2期，第99—118页；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2卷4期，第311--320页。 （9）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1页：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第1—75页。 （10）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2卷1期，第1—18页。 （11）裴树文、高星、冯兴无等：《井水湾旧石器遗址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2巷4期，第261—278页。 （12）陈福友、高星、裴树文等：《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23卷4期，第261—278页。 （13）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l卷4期，第159—164页。 （14）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l卷3期，第97—104页。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