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第二次参加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本报记者寇宁摄  这幅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栩栩如生，考古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  虽然春节刚刚过完，可全国考古界的文博人士早已开始忙碌了，因为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注：以下简称“十大”）已开始评选了，素以文物大省著称的山西共有四个考古项目成功入围初评阶段。这四个考古项目分别是：沁水下川旧石器遗址、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龙山童子寺佛寺遗址、绛州州署遗址，接下来就是要跟其他40余个考古项目竞争十大的名额。问题来了，全国一年的考古项目成百上千，为什么偏偏要去挤“十大”这个独木桥？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对于公众和从业者来说，意义究竟在哪里？ 顾名思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就是对一个年度中新发现的考古项目进行评选，从而全面展现这一考古项目。对于从事文物报道的记者而言，关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经成为年度需要攻克的“难题”，因为不仅要对申报项目进行报道，还得关注奖项的评选，必要时还得打探一下评奖过程中的点滴内幕，这确实是劳心费神的事情。按照这样的关注角度，“十大”貌似是考古界最为权威的奖项了，但其实，除了“十大之外”，还有国家文物局设定的“田野考古奖”评选，这才是考古界的最高奖项，彰显了考古工作者在工作时采取的先进方法和技能，所以这是对业界人士的一种肯定和褒奖。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奖，这是从专业的学术角度进行评选，这两个奖项的含金量和认可度，远远要大于“十大”。 既然“十大”不是业界最高奖，为什么关注度那么高？甚至很多考古项目都以获得“十大”为荣。这就有需要普及一下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方流传着一句话：“要想富，去挖墓。”于是，不少墓葬在一夜之间被盗窃一空，而且在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同时，考古人可供探索的“资源”越来越少，与历史对话，追寻过去的“故事”，逐渐被繁忙的推土机破碎了，那些珍贵的遗存，还未等挖掘，就被深度毁灭。“十大”就此应运而生。这样的评选是一次公众考古学的活动，因为把一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完全呈现在公众面前，公众可以去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对于喜欢的、感兴趣的考古项目进行评选，专家第二轮进行投票，最终选出“十大”。或许，会有人质疑，现在什么情况都能发生，你可以雇人去投选票，这样评出来又有何意义？其实评选活动是一座桥梁，至少那些昔日看似神秘的“东东”能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至少那些冰凉的历史和实物，在专家的解读下，可以赋予崭新的使命和意义。 从另一方面谈，对于“十大”的评选，就曾连考古界专家们也有过排斥。大家觉得用“十大”进行界定似乎有违公平，毕竟每项考古工作都非常不易，难道说只有“十大”才能证明价值？先来说说评选的流程，只要是本年度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立案的考古项目，并且在《中国文物报》上进行过报道的，就都能参评，虽然这对于不能“亲近”考古现场的公众而言，只是通过进行评选，难免会有失偏颇，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项宣传和普及活动，该项评选已经起到了作用，至少证明公众在关注考古。比如，在每年的评选结束后，媒体报道的内容和篇幅只增不减，而且很多考古项目公布于众之后，该考古遗址或遗存因“十大”的名号尊贵起来，一些破坏较为严重的项目得以抢救性维修，面临破坏的可以得到遏制，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促进，以考古为媒介，搭建了公众与考古近距离接触的平台，连接起考古学家、传媒、公众和管理部门的。 与其说考古工作成就了“十大”，不如说“十大”成就了考古工作，因为这个品牌不仅仅是衡量考古价值的标尺，更多的则是一种宣传。 说了这么多，你想不想了解一下2014年度山西入围的四大考古项目呢？ 一起来看看。 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西入围项目 沁水下川旧石器遗址：位于沁水县城西70公里的下川村，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北方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址。2014年，考古工作者对下川遗址进行重新发掘，这次共发掘了4个探方，发掘面积为77平方米。通过对地层的探测，下川遗址的年代最早可以达到4万年，目前发掘的最晚年代为2.2万年。此外，在该遗址上首次发现旧石器晚期的火塘、石磨盘和史前时期用于宗教丧葬用品的赤铁矿，这一共存现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是2.2万年前人类的一个栖居地。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600米，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壁画二百余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俑残片及数十件铁质棺钉，另外还出土有少量的陶器、瓷器残片。据当地村民介绍，墓志在十几年前被盗卖，志文中有“大将军”几个字，结合墓葬规模推测，墓主人应该位高权重，是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从壁画中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来看，该墓与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娄睿墓有许多相似之处，初步推断其年代为北朝晚期。从壁画内容及规模来看，该墓无论是对空幻世界的想象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比同时期其他壁画墓的内容更加丰富，狩猎场面也更加逼真。墓道北壁壁画中的木结构建筑在同时期墓葬中是首次发现，第一次用绘画的形式展现了北朝建筑的风采。该墓葬的发掘不仅可以填补忻州地区没有北朝墓葬的空白，而且可以使山西北部区域北朝墓葬的分布情况更加清晰，对研究北朝社会生活、绘画艺术以及我国古代建筑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太原龙山童子寺佛寺遗址：龙山童子寺是北朝至唐代著名的佛教寺院，创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属于晋阳古城宗教祭祀区范围，现存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约25公里龙山北峰。童子寺是国内首次科学发掘的、集摩崖大佛、石窟和地面建筑于一体的山地佛寺类型，2012年，在佛阁内南壁发现北齐佛龛和佛、菩萨像；2013年，在阁内北壁下层唐代护墙上发现唐代佛龛壁画。2014年，发现佛阁顶部建筑遗址。佛阁是中国佛教寺院布局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童子寺北齐佛阁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实物，为探讨唐代寺院中佛阁建筑的渊源提供了直接证据。最重要的是，童子寺佛阁保存完整，可整体复原，这在北朝隋唐考古中极为罕见。 绛州州署遗址：该遗址位于古绛州城西的一处高崖之上，现仅存一座具有元代风格的州署大堂和明清时期修建的二堂建筑。根据目前的发掘情况判定，该遗址基本上自唐代开始建成，历经宋、元和明清时期，其文化面貌较为丰富。衙署内宅后面即为我国最早的园林建筑遗址—隋代居园池，其与南面的绛州州治衙署建筑群，构成了我国传统建筑中最早的前庭后院的基本建筑格局。绛州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我们认识各个时期的官式建筑的结构布局和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