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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需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每一个文化现象，而且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探索古代文明发展历程。”  杨林与航空摄影考古必备的小型飞机在一起 杨林，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主任，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问候：“杨林，在哪儿呢？天上呢？地上呢？”事实上，他若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恐怕也在海里，不方便接听电话。 他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位涉足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的学者，被同行誉为可以进行海、陆、空考古全方位、立体作战的先锋战士。 他在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指导下，创建了我国首个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以及首个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填补了中国在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方面的空白。 水下考古临危受命 1985年，荷兰嘉士德拍卖行，15万件中国瓷器和125块金锭待拍，物主是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消息一出，举世皆惊：如此巨量的中国文物怎落他人之手！？ 接到有关部门紧急指示后，追探究竟的任务，具体落在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负责涉外文物工作的杨林身上。 据查，这批文物是来自中国明清时期沉没的一艘古代商船，哈彻将其盗掘打捞并在荷兰拍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是当务之急。杨林及其团队研究国际海洋公约和世界各国海洋法的有关条文，在当时条件下实在找不出可以制裁哈彻的法律依据。更无奈的是，在保护水下文物方面，我国尚未出台相关法律，依法维权形同空中楼阁。最终，这批文物拍卖成交额高达2000多万美元。 此事刺激有关部门和考古界下决心开展水下考古研究。制定水下文物保护法规、培养水下考古专业人才成为首要任务。 1987年初，筹建“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小组”被列上重要议程，这首先需要从国家文物局及其直属考古机构选拔一批有事业心、身体好、业务素质强兼具外语能力的人才，出国学习水下考古和水下文物保护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杨林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考古部的张威成为最符合条件的人选。1987年6月，杨林和张威受命赶赴荷兰，系统接受了潜水、水下文物保护、水下考古发掘等基本技能训练，了解了欧洲水下文物管理的政策、法规和主要方法。 回国后，杨林等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法规选编》，1989年颁布实施，填补了中国水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状况。 考验还在后头。1991年5月，中日合作调查广东“南海1号”沉船遗址，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实战练兵。杨林就是这次行动的国家文物局特派协调员兼水下考古队员。 和其他几位队员一样，杨林全副武装，随时准备下水。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十多天，五六级大风吹个不停，每天租金数万元的万吨级打捞船根本无法在海上作业，有人还出现严重的晕船反应，加上水下能见度低，潜水十分困难。 坚持到最后一天，天气好转，但按照国际惯例，当时的浪高和流速都属于超标，可时机难得，杨林等潜水员决定在身体承受范围内执行原计划。 潜下水，大海里一片阴暗浑浊，杨林与同伴们紧张作业，在保险绳周边十几米范围内实行圆周式搜索，可直到最后也未找到沉船。不过，经过这一次残酷洗礼，南海海面上首次飘起了中国水下考古队的旗帜，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的身心素质也得到磨砺。 之后，不论是调查福建连江白礁遗址、辽宁绥中元代沉船遗址、长江三峡白鹤梁水下题刻，还是开展西沙群岛海域的水下文物普查、湖北江厦中山舰的打捞，杨林作为协调管理者，都出现在现场。 “当时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极少，从开始三五个人到后来十几个人都是以一当十，每个人承担多项任务，作为组织领导者更要身先士卒，少去或不去都可能影响一个项目的进程和质量。”杨林说。 十年磨一剑，中国水下考古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并跻身亚洲领先地位。这时，另一项新兴的考古学已经翘首以盼，等待杨林开拓。 闯关航空摄影考古 1997年10月18日，一架轻型飞机在内蒙古辽上京上空盘旋，这是我国考古人员第一次独立开展航空摄影考古，也是杨林第一次组织、筹划、体验航空摄影考古。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国家文物局特派协调员，而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主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迎来“黄金时代”，以俞伟超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依靠一批勇于开创的青年考古学者，运用新科学、新技术，跨学科开创了一系列全新的考古学科，其中包括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等新兴学科。 1996年，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亲点杨林，把他“收编”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请其创建“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这又是白手起家。 去内蒙古东南部的元上都、辽上京开展航空摄影考古，杨林被迫独自闯关。他回忆说，这次行动本来请了德籍专家顾问团到现场实地指导，可限于军方对空域的严格控制，德籍专家只能站在地面远观，不能登机指导，无枝可依，航拍工作陷入停顿。 情急之下，杨林只能硬着头皮上。他组织工作小组展开行动。他作为主摄影，找到一切可以指导的材料，琢磨如何选角度、光线、调整光圈景深等参数。在寒冷、颠簸的狭小机舱里，他卸下机舱门，对目标遗址拍摄了4000余张黑白和彩色反转片。 “相比现在90%的拍摄成功率，第一次的成功率只有50%。”杨林对本刊记者说，“这次被迫上阵，揭开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这门舶来学科的神秘面纱，提升了中国自主探索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的信心。” 2002年，由杨林、塔拉主编的《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由考古人员完成的航空摄影考古工作研究报告。 跻身世界领先水平 新世纪伊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科院遥感应用所、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建立“国家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将航空摄影考古推进到遥感考古的新阶段。航空摄影考古只能利用可见光拍照，而遥感考古还可利用红外线、高光谱、雷达、微波等更宽泛的谱系，大大提高了对地观测的能力，提高了考古效率。 两年后，以“历史文化遗产信息的空间认识”为主题的第216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这一前沿学科，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可。杨林在会上做主旨报告，呼吁“建立中国的航空遥感考古学体系”。 “我们不仅需要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每一个文化现象，而且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探索古代文明发展历程。”杨林强调。 2014年，在以“文化遗产空间观测与认知”为主题的第487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杨林等遥感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再次呼吁，构建“空间考古学”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重要，空间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并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应发挥文化遗产大国优势及空间技术优势，抢占空间技术与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研究的制高点。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功举办多次遥感考古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成立了“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科技部所属的国家遥感中心在国家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国家遥感中心自然与文化遗产遥感研究部”，全国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各大专院校相关研究所、院、系、专业纷纷开设遥感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监测等相关课程，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科技考古学科的快速发展。 2009年，在南非召开的“国际地球科学和遥感论坛”上，杨林及其中国遥感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团队的精彩学术报告，标志着中国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研究已跻身世界领先水平，而且其功能不断延伸，从探测未知考古遗址、服务田野考古调查等领域，延伸至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大到古代的长城运河、古代丝绸之路等线路遗产，小到一个个考古工地，卫星照片、专机航拍和无人机拍摄已成惯例；近景测量、三维扫描和机载雷达等探测技术早已取代了大、小平板等原始测量工具。 “传统考古手段，难以对跨地区的宏观遗址和人迹罕至的遗址进行调查。”杨林说。去年，杨林应邀参加了在丹麦举办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极地遗产委员会，以观察员身份在国际极地遗产保护大会上发表演讲，成为中国大陆考古学者参与极地遗产保护事务的第一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不算节假日，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外地。”杨林对本刊记者说，如果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相比较的话，“行万里路”更难。所以，他抓住一切机会，“在跑得动的时候，尽量去实地考察”。 1977年，杨林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考古专业。1981年大学毕业，他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报到，时任处长黄景略主张，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到考古现场学习。为此，杨林在山西平朔考古工地一呆就是3年。 1983年至1985年，他作为国家文物局特派协调员、平朔考古队副队长，与山西省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一起，在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挖掘了战国、秦汉时期各类墓葬1000余座，出土文物数万件。 “很多人觉得考古枯燥，可在我眼里，所有古代遗迹都和现代社会发生着联系，只要将历史遗迹与它所处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等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课题。”杨林说，应用一项新技术，就会产生新问题，就要找办法解决，这种紧迫感推动着他不断探索。 “坐在书斋里的研究已经不再是21世纪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杨林倾情于“考古探险”，他一次次出发，去新疆的沙漠、西藏的无人区，以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等地探险。 他像航海探险中的掌舵者，在一次次变换航道时，不急不躁，宁心静气，开拓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个新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