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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期主题：史料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无论史学流派的发展如何异彩纷呈，“实证”的方法始终是历史学的根基与科学性之所在。所谓“实证”，概而述之即是“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讲道理容易，身体力行却犹如攀登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历史学家发奋把实证研究做到极致，穷极毕生的精力与定力，也不一定达到如此之高的目标。实证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史料学，包括史料的获取路径与工具手段的掌握、史料的真实程度与原生态评定、史料搜求的全面程度判定、史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内容的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从多个视域展示了史料学的广度、深度、繁复程度，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料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一再为人们所强调。梁启超有言，“史料是史之组织细胞”。不过，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史料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和实现，仍然值得讨论。世界史研究尤其如此。 对于世界史研究者而言，要获取史料，需具备一些能力。这一能力首先表现为语言能力，即懂得对象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对象国语言，才有可能熟悉、掌握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特例自然是有的，例如马克斯·韦伯做中国研究，并不懂中文，但其《儒教与道教》一书在中国也是经典。这是天才的偶一为之，普通人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常人如果不懂语言，大概连研究都难以算得上。正因如此，对象国语言被世界史研究看作是最低的门槛。跨得过，就入门了；跨不过，就只能在门外徘徊。以语言归档学术，在逻辑上自然不是太缜密，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不懂对象国语言，就不能获取最为原始的史料，世界史研究中已经在实行原始史料本位原则。 掌握了语言，并不等于就能轻易获得原始史料。从对象国语言到原始史料，需要研究者熟悉对象国的历史，熟悉他们的学术研究，熟悉他们的实体或者数字化的文献收藏，等等。只有这一切条件都满足了，才有可能获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相关史料。随后，才能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上述过程很容易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史料问题，其实是个个人问题。如果能搜集到满意的史料，取得优秀的成果，则是个体能力强的表现；反之，则是个体能力不足。这一结论颇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史料问题最后转化为个体在行业的竞争存在。能者上，弱者下。学术的等级由此产生，由语言而生，由语言所带来的原始史料而生，由原始史料带来的研究成果而生。 这样的竞争固然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是，与其让个体在学术社会里无序地竞争，倒不如学术群体做一些工作来规范和指引着竞争的进行。换言之，世界史史料问题的解决以及学术的提升还需要一些集体的行为。个体的努力，如果没有集体或者学界小社会的支持，最多有几个出类拔萃者，余者只能浑浑噩噩。个体要学习语言，大语种英法德自不用说，可以找到机会学习。其他中小语种呢？即使学会了对象国语言，想要搜集史料，结果在国内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说明介绍。个体研究者也只能如狗熊窜进了苞米地，不知所措了。因此，世界史研究的各个集体，有责任有义务去购买、搜集、整理乃至翻译编纂史料，更有义务为个体在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导航。正是有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齐思和、刘启戈、耿淡如等先生编纂翻译的中世纪史史料，才让后来者能够较为迅速地进入到相关研究领域，并拓展史料的搜集。从这一意义来看，中文文献不应该是一种障碍，相反对于世界史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北京大学购置的《拉丁教父文集》《德意志文献集成》等系列史料，就把一批批的研究者引向了这些原始史料及其背后的历史。黄洋、晏绍祥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刘津瑜的《罗马史研究入门》等著作，指导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可惜，这样带有学术公益性的工作，学界总体上做得并不多，取得的成绩也很少。众所周知，世界史属于后起学科，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史料积累以及研究水平等方面都非常薄弱。尤其是史料建设，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有根本性的改观。每一个世界史研究者或许都有类似的感觉和经历：即一旦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就会发现史料严重不足，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翻检已有的研究，原始史料的碎片化，孤立乃至孤证特征明显。往积极的方面看，是有核心材料；往消极的方面说，则是孤立性突出。往往一篇论述，所依赖的只是孤立的个别史料，其后果则是碎片化现象。这里的碎片化不是指缺乏理论上的整体高度而呈现出的历史零碎特征，而是说史料不具有整体性，也不具有联系性。翦伯赞先生曾经批评过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片，任何问题也不能说明。”世界史研究者出现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很好地掌握对象国史料的整体性。 此外，世界史研究中出现了对象和范畴的偏门。与原始史料的强调相对应，那些容易获取原始史料的范畴就成为研究的首选，反之就不被重视。例如，社会经济史因为核心材料不够集中，需要研究者仔细找寻爬梳，结果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故而不受材料收集者青睐。政治史尤其是政治事件，记载它的相关文献往往更为集中，则颇受关注。最受欢迎的是思想史。究其原因，是思想史史料多为思想者的著作。要说集中，没有比这类材料更为集中。要说原始，更不能否认某一时代人物作品的原始性。于是，思想史就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一种潮流。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似乎是有名无名的思想者都会成为大家研究的对象。研究思想史，自是无可厚非。但是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简化为思想，把思想表述为历史实际，都大有可商榷之处。更不要说，在研究中以阐释的主观性创见自得，已经离开历史学很远了。核心史料，尤其是思想史的核心史料，往往以一个个文本的方式呈现。在缺少其他史料辅证的情形下，对于文本的处理，研究者只能以自己的喜好和能力进行阐释。一项研究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原始史料的客观性，而是研究者的阐释能力。当阐释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大行其道，史料的客观性就逐渐为研究者的主观性所取代。这已然背离了主张原始史料的研究初衷。 “欲速则不达”，世界史研究的长期落后，导致大家的心态和行事不免有些操切，但是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不能走上梁启超所批评的“捷径”，不能丧失应有的判断力。否则，所谓的重视原始史料，就只是一句口号。 （作者：黄春高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世纪史料学的旧作与新篇 作者：侯树栋 亚·德·柳勃林斯卡娅（1902-1980）是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研究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法国见长，论著逾200种，涉及拉丁手稿学、史料学、社会史与政治史。其中，由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中世纪史料学》是柳勃林斯卡娅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体现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水准的代表作之一，影响广泛。该书的中译本从翻译到校对再到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曲折历程中面世的这部学术译著，凝聚着我国几代学人的心血，展示了他们不懈的学术追求与奉献精神。这样一部跨世纪的“旧作”，为何至今还有出版价值呢？这当中确有其缘由。 有关西欧中世纪资料选集一类的书，国内已有多种，但中世纪史料学，即对中世纪基本史料的概述和分析，迄今尚无一部。柳勃林斯卡娅《中世纪史料学》的内容，是对整个西欧中世纪历史的基本史料（文字史料）的评述，中东欧地区和国家、北欧地区和国家的史料也有专章叙述。全书评述的史料从古罗马恺撒的《高卢战记》直至17世纪中叶的史料（按前苏联学界的划分，17世纪中叶为中世纪的下限），分为“古代晚期”“早期中世纪”“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中世纪后期”四部分；除“古代晚期”，每部分首先评述这一时段内史料的一般特点，然后按族群，或按国家和地区分别评述相关史料。中世纪遗存下来的文字史料，一时一地的情况需具体对待，但就整体而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尚未整理和出版。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世纪史料学著作，《中世纪史料学》以清晰的线索，系统、连贯地呈现了西欧中世纪历史的基本史料及特点，对于我国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仅就《中世纪史料学》的几个突出特点，结合近年来学术进展略作讨论。 第一，本书的分类比较合理，至今仍可以作为走进中世纪文字史料库的“导引”。国外学者通常将文字史料分成叙述性与非叙述性两大类，还有的分成叙述类、政府档案与私人档案。柳勃林斯卡娅将中世纪史料分成三大类：第一是文书类，包括公共文书、私人文书、经济类文书和行政文书。第二是法律类，包括习惯法、民法、刑法和教会法、法令、城市法和国家宪章、条约、审判记录和法律诠释。第三是叙述类，包括年代记、编年史、回忆录、日记、名人传记、圣徒传、私人函件和政论。 英国2012年出版的一本中世纪史料学著作《认识中世纪的原始资料》的主编罗森塔尔在该书“导论”中指出，传统学术的焦点是政治史和外交史，所以政府方面的记录和编年史最受学者的关注。然而现在的研究兴趣发生变化，中世纪的家庭生活、妇女、儿童、两性关系、人口、健康等议题变成热点，有关家庭、私人或个人方面的史料越来越多地摆到学者的书桌上。一个时代的学术趋势往往决定着学者对“史料”的取舍，柳勃林斯卡娅也不例外。作为出版于60多年前的著作，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也许不完全切合当下流行的家庭史、文化史、心态史、观念史研究的需要，但由于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史学观，早已超越西方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狭窄视野，她对史料的取舍自然也远非政治史和外交史所能限定。她评述的范围既有政治史方面的史料，也有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史料。依据这一分类，我们可大体了解中世纪史料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第二，《中世纪史料学》对圣徒传给予了全面、客观的评述，至今读来仍然有所启迪。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强调史家应当关注中世纪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正是基于这一点，她深刻阐述了圣徒传这类资料的重要价值。 基于19世纪实证主义方法的史料观，在与所谓“事实”打交道的史学家和与所谓“虚构”打交道的圣徒传作者之间划定了一条严格界限：前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可靠的，因而是重要史料，后者提供的资料被认为是虚构的，因而不能用作史料。今天不少学者提出应超越这条界限：无论是历史著作、传记、年代记、编年史，还是圣徒传，都有其特定偏见、预设和目的，然而它们都是宝贵的史料；需知，中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也创作圣徒传。柳勃林斯卡娅高度重视圣徒传这类资料，认为它们不仅包含着政治和教会的历史，更显示着中世纪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精神生活，是后人透视中世纪普通人内心世界的窗口。 第三，《中世纪史料学》对法律类资料的价值有着客观、科学的认识。我们一般认为法律类资料不像叙述类那样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比较客观、可靠。然而近年来论者越来越关注法律资料的局限性，指出大量法律内容是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特别是立法有相当的虚拟性。每一份令状其实都在陈述一个故事，即使令状在法律意义上真实可靠，也无法保证它陈述的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所以从法律资料中寻求权威、可靠的证据仍需小心谨慎。不仅如此，正因为当时和后世极为重视这类所谓正规文献，“赝品”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柳勃林斯卡娅将法律资料单作一类，足见对这类资料的重视，但同时也对它们的“客观”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指出，法律文件的可靠程度各不相同，“习惯法和审判记录通常比中央政权颁布的法律或律令诠释更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在使用法律资料时，准确地判定立法者的倾向和企图，是十分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国王的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至于律令诠释，其主要作者是法官。在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得最为突出”，作者在60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依然切合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 从今天来看，这部出版于60多年前的书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非文字性史料，譬如中世纪的各种图像和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日益为史家关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史研究的论著当中。柳勃林斯卡娅在书的“序论”中也指出了考古、图像资料的价值，但这类资料在她的书中还是付诸阙如。另外，伴随家庭史、心态史、妇女史、异端团体和民间宗教研究的流行，反映这些方面的史料如遗嘱、书信、布道文、祈祷文等，也受到学界的重视，《中世纪史料学》在这些方面也有缺憾。不过，新的史学分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失去价值。《中世纪史料学》重视并评述的那些“史料”，还是史家可资珍贵的“证据”，作者的分析和论断在今天依然值得参考和借鉴。如果对照着国外新近出版的史料学著作阅读这部《中世纪史料学》，互相取长补短，则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者：侯树栋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疑信之间：英国史学的原始档案应用 作者：杜宣莹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一书中，以16世纪法国赦罪书中的案情编造为例，凸显所谓原始档案的虚构性，引发历史研究者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但是换一个角度，在档案的述事、记录、归档与筛选、保存等制作环节中，其掺杂的多方涉入者的主观意识恰好也是档案真实性的反映，更可以反映某种特定的时代风尚。因此，对档案可信性的质疑，不应导致对档案利用的否弃，而是更进一步地发掘其中深藏的多元化的历史真貌。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者，理应回归这些档案保存之初的原始状态，而非后来重新编辑的档案出版品，以免解读误差。16世纪中晚期以来英国史学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其得失利弊，或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以供剖析。 英国的历史档案，系为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国家机构，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之独特纪录、文件或数据，形式有羊皮纸、纸质文稿、簿册、地图、图片、录音文件、影像或器物等。其纸本档案，依制造者分类，主要包含中央政府、国会及法庭公文；地方政府、地区议会，与自治市镇档案；主教辖区与教区纪录；社会组织如商会的契约与账册；家庭纪录与私人书信等。其核心莫过于国家档案，即近代早期至今英国国务大臣统辖之中央内政及外交文件，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大英图书馆。自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档案室开始重新编整政府档案。先根据文件类型分为内政、外交与殖民地三类，再依君主在位顺序编年，出版《国家档案年鉴》。贵族世家档案由成立于1869年的历史手稿委员会编修出版。这类档案出版品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史料检索等快捷方式，且用现代英文编辑，相较于艰涩难懂且拼写多呈混乱的近代早期英文（或拉丁文）手稿，更易阅读。但此类档案多采用目录式编列，或以摘要介绍原稿，辅以部分原文以呈现关键要点，两者均无法详述内容。因此，英国史学界至今仍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原始手稿，而档案出版品仅能作为入门参考。都铎史权威杰弗里·埃尔顿曾严厉批评史家阿尔伯特·波拉德撰写的《渥尔西》一书，指其过度依赖国家档案年鉴，是“一个本可避免的弱点”。他认为，年鉴对历史研究功用匪浅，但是“正如所有纪录材料的摘要，往往亦是陷阱，亦不乏灾难”。事实上，档案出版品的诸多缺陷，包含判读错误、排版的调整与印刷字体、主编者的主观性，以及编录内容重主文轻注记，重文字轻符号的偏狭性等，无不阻碍对历史原貌的澄清。 此类年鉴或档案出版品，时或存有对时间、人名或内容的误判，以致误导读者。1583年8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间谍沃尔特·威廉斯，写信（CP162/114， Hatfield House Library）恳请伊丽莎白女王对其正秘密进行的反恐活动多些耐心，因为等待将使更多证据浮现，时间将使阴谋成熟现形。但《塞西尔家族档案目录》误将此密函的收信者，判为其监视对象苏格兰玛丽女王。倘若检视手稿原文，即可推断该报告内容与所谓的收信者苏格兰玛丽毫不相符。 基于排版便利的考虑，此类出版品往往会调整手稿的原始书写格式，如此则不利于使用者对这些手稿当时的编撰流程、撰写者与审阅者进行分析。例如，沃尔辛厄姆仅存的日志（PRO 30/5/5， The National Archives）记载其每日的信件收发，以及当日行程、公务会议或私人会见。为便于排版印刷，该日志于1871年出版时，将原本在同一页面的信件收发纪录与行程规划，切割为前后两部。此种错置完全混淆原书写栏目的设计，无法呈现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记录流程：即先在页面中线纵向填写日期，将一页分为左右两栏；后由同位助理在日期栏右侧填入沃尔辛厄姆当日行程；左侧因空间狭隘及字迹迥异，推测由另一位专责收发公文的助理在最后登记同日的信件时填写。另外，无鉴别性的印刷字体，也阻碍研究者从原始笔迹推断该份档案的记录者或其他经手人。沃尔辛厄姆的全本日志虽以沃尔辛厄姆为第一人称记录，但多人字迹显示其内容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助理完成，其中1570年12月1日至1571年5月31日由拉尔夫·沃科普记录，此后直至1572年1月17日乃由莱尔·凯夫接手。沃尔辛厄姆升任国务大臣后的十年，则由托马斯·雷克与其他助理群负责。若仅阅览1871年的出版品，将受其重新排版与统一字体所限，无法发掘此日志手稿的多人字迹与书写格式，也就无法呈现16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沃尔辛厄姆秘书处的助理组成、变动与行政流程。 更重要的是，主编者的学术专业或政治目的，抑或宗教信仰等主观性因素，常常导致年鉴或出版品的选编内容偏重于编者的专业领域或现实动机，因而不能反映档案全貌，有时甚至引发误解。1655年，史家达德利·迪克斯出版《完美大使》，编录沃尔辛厄姆两度出使法国（1570年-1573年、1581年）的外交文书，其中抄录部分早在1619年白厅大火中散佚的1570年至1571年初之外交档案，是研究伊丽莎白女王婚姻外交至关重要的史料集。但此书出版于克伦威尔护国主时期，编者借由筛选部分国家档案，刻意凸显沃尔辛厄姆与威廉·塞西尔对女王的批评，意指后者在第一次与法国安茹公爵的联姻谈判中，轻信错误情报且冥顽不灵，以致谈判破裂，由此形成易受派系左右的弱能女王与擅于审时度势的睿智大臣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其目的可能在于以此贬抑伊丽莎白，将其盛世归功于众臣辅佐，以期避免臣民缅怀旧日的都铎君主制。后世学者在使用此类编辑性史料集或可能具有自我漂白与美化性质的回忆录时，若轻忽考察编辑者或撰写者的主观意识和时代性，将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还需注意的是，此类年鉴与档案出版品，大多只是编录原文件主文或文字，却省略边栏注记或非文字标记，结果可能把研究者的眼界局限在文件撰写者所传递的信息之上，忽略其他经手人的介入行为或阅读者的反应。例如，1585年1月30日，沃尔辛厄姆写给塞西尔的一封信件（SP 12/176/19，The National Archives），措辞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厉且充满敌意，其重要性在于证实伊丽莎白统治中期的党争于16世纪80年代中叶达到高峰。但此份长达三页的手稿在年鉴中被节略为简短的两句，丝毫不见沃尔辛厄姆第一次公然显露的视其昔日恩人为敌的怒气。更严重的是，此段纲要还忽略了塞西尔对此信的反应在原件中留下的痕迹，即其在部分字句下方所划的标线。令人玩味的是，塞西尔并没有在沃尔辛厄姆充满敌意的字句下划线，而是划在沃尔辛厄姆提及他的消息来源之处。此举意味塞西尔毫不在意后者的敌意宣示，而更在乎何人在宫廷与女王身旁向沃尔辛厄姆泄漏情报。有鉴于此，近年来的欧美史学对原始手稿的判读逐渐从撰稿人之手转移至读信者之眼，不再狭隘聚焦于主文，而是转向分析读信人在手稿上留下的边栏注记与符号，或者阅读者在文本内的边栏涂鸦或批注等，进而解读当时人们对信件或书籍的阅读习惯，或对该文本的反应，原始档案的价值愈趋多元。 以上列举之档案出版品的诸多缺憾，无不显示原始手稿的不可取代性。当然，使用原始手稿的确存有相当大的困难，自中古至18世纪中期的英文书写迥异于现代，故此首要之务当为学习古文书学。另外，英国政务文书与私家档案等手稿多存于英国，资料搜集不易。不过因应数字人文的勃兴，近年来英国历史档案的在线数据库日渐健全，如英国历史在线（British History Online），汇集了11至19世纪英国与爱尔兰历史的档案出版品，包括中央政府档案、地方政府和城市档案，总计超过1200册；还有目前最前沿的英国史料数据库国家档案在线（State Papers Online），基于数字化保存手稿与原稿使用的便利性，它不仅有19世纪档案出版品的扫描件，更有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与大英图书馆的官方（或官员）原始手稿。 总而言之，经过剪辑加工的档案出版品，固然不失为研究者采集史料的快捷方式，但仅可作为辅助入门的工具，否则就有可能落入编者的主观陷阱或排版印刷的诸多盲点，影响研究的精准、客观与创新。当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多局限于二手文献，故鲜有从根本史料开拓新的问题意识，从而与欧美的世界史前沿形成明显的研究断层。唯有回归原始史料，强化对原始手稿的搜集、判读与分析训练，才能更好地发掘隐藏在史料文字或符号中的历史轨迹，与全球的世界史研究平行发展。 （作者：杜宣莹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