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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国际视角 ——兼谈北京大学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   罗泰最近几年在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参与创立国际田野考古训练班 本文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我在自北大留学以来的30多年里做了些什么；其二是在北大的留学两年的经验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起到过什么作用，要充分回答这两个问题，恐怕要写一点自传一类的东西，也许无法回避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中心倾向。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Cotsen)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罗泰教授是从事中国先秦史、艺术史及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出生于德国，曾先后求学于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198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张光直先生。毕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1993年起至今，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常年致力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特别关注学科之间的互补研究和考古学数据能够提供新信息的重要历史课题。先后出版《乐悬：编钟和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宗子维城》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作为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考古项目的美方合作指导者之一，罗泰指导了长江流域古代制盐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也是《东亚考古》杂志的创始编委之一，为推动中美考古学界的研究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为2014年9月北京大学召开国际汉学会议“我的汉学之路”时，罗泰提交的文章。由宋佳宸初译，孟繁之、张翰墨校定。 学术自述 我半个多世纪前出生在当时的西德，在那里读到大学二年级。1981年起我主要生活在美国，2004年加入美国国籍。我家和中国原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和大家普遍猜测的相反，我根本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20世纪30年代曾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的后人，他只是我五服之外的远亲。尽管如此，我从小就对中国很着迷，13岁开始学习中文。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对我们当时的生活圈子而言，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地方。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是在1979年。当时我已在波恩大学读了两年汉学，拿了政府的奖学金来北京大学学习，为期两年。我在北京大学才开始学习考古学。之所以选择考古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是因为我隐约认识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对中国历史及文化方方面面的理解，而当时几乎尚无西方学者对此予以充分关注。在北京大学的两年，让我对这个新兴领域的巨大研究潜力有了初步认识，也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后我去哈佛大学继续学习东亚考古，先后在1982年获得了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在1988年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那年我到了加利福尼亚，在斯坦福大学度过了两年快乐的博士后时光，随后在加州大学河滨校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的艺术史系第一次正式执教，1993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成为中国考古和艺术史副教授，1997年升为教授。2004年兼任UCLA扣岑（Cotsen）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今年夏天卸任；在这期间，我还担任过一学期的临时所长之职（2009）。 不算数不清的短期逗留，至今我已有缘在东亚不同地区度过了七余个春秋：1979-1981年在北京大学留学两年；1984-1986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过两年；随后分别于1990-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1995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我还曾经在京都大学（2002-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北京大学（2012年）作过客座教授。我当博士生时还有幸跟韩国有过一些接触，曾于1983和1984年在韩国参加过两个夏天共五个月的考古发掘。这些经历让我深感自己是东亚考古团队中的一员。然而我还是常常感到在东亚待的时间不够，唯恐赶不上东亚考古事业的最新发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除了东亚和美国以外，我也在欧洲的一些学术机构学习、工作过，包括海德堡大学（1997）、位于巴黎的高等研究应用学院（1998）、位于奥斯陆的挪威科学与文学院（2000）、明斯特大学（2008）及埃尔朗根大学（2011）等。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游牧人”，洛杉矶绝对是我的根据地。尽管我拥有国际学术背景和训练，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还是被美国的学术文化包容接纳了。有时也会听到同事们抱怨我在外面的时间太多、在校的时间太少；然而我在国外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都有可观的奖学金的支持，这样也就为加利福尼亚的纳税人省下了大笔的钱，更何况置身电子时代，即使在万里之外，和UCLA的学生、同事也能随时保持便捷的联系。 在UCLA的许多同事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帮助下，我一直在为提高东亚考古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学术设施建设方面努力。这使得UCLA在近20年间迅速成长为这一领域在西方的领先学术机构之一。我们的毕业生当中有的已经开始成为领域内的学术领军者。在UCLA的艺术史系，我原来负责讲授整个中国艺术史（“从尧到毛”），但在2000年，我们有幸聘到一位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这就让我可以把学术重心放在早期中国和考古研究方面。2006年，在本校人文学院及社会科学院两位院长的建议下，我为UCLA向卢斯基金会（LuceFoundation）申请到了一个大项目，用以加强学校的东亚考古学建设。此次申请的成功使UCLA在2008年聘请到了另一位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专家，同时为人类学和亚洲语言文化两个系服务。我和他现在共同指导东亚考古数个研究领域的七名博士生。此外，我们在UCLA接待过来自东亚各国的很多考古学家当访问学者，尽管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都为活跃本校学术研究气氛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UCLA在其他相关领域，比如亚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先秦时期的中国史学和文学、韩国艺术史、东南亚考古学等，也都相应地增加了教员，从而进一步巩固了UCLA在美国东亚早期文明研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对这些良好的发展略尽微薄之力，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研究兴趣 基于在北大期间的训练，我的研究兴趣涉及中国考古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联系。在中国考古领域，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250年）。近30年以来，我发表的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制度与宗教活动、仪式的关系及其在物质文化中的表现；（2）青铜礼器铭文；（3）乐器和音乐理论；（4）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地域文化及其与其他地域的关系；（5）通过考古证据重构古代经济发展脉络；（6）从东亚的角度看中亚和亚洲内陆考古；（7）东亚的考古学史及文化遗产保护史，等等。除此之外，我还写过若干跟其他内容有关的小品，如史前和帝制时期（即青铜时代之前及之后）的中国考古、古代文献典籍、加利福尼亚19世纪晚期唐人街的考古发现、韩国考古、玛雅考古、东西方文化交流等等。 最吸引我的研究课题通常跟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有关。我尤其想弄清的是在同时处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时所出现的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挑战。举例说，我的第二部专著《宗子维城》[ChineseSocietyin the AgeofConfucius(1000-250BC):TheArchaeological Evidence]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应对这个问题。这本书在美国荣获了一个重要奖项，而且数年前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指日可待。另外一个我十分感兴趣的重要题目是考古材料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的使用。为了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实际的贡献，我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中国古乐器与古代声学，这些研究不仅包含在我的第一本专著《乐悬：中国青铜时代的编钟》（SuspendedMusic:Chime-Bells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1993）当中，另外还有好几篇文章也与此有关。除此之外，从1999年至2004年我还在中国西南地区参与过一个国际盐业考古田野调查的项目，这项工作跟科技史、科技考古的关系也很密切。我花了很多力气参加编写的《中国盐业考古》这一套双语报告系列的第三辑（也就是最后一辑），2013年终于出版。 最近我正在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之一，是想从考古的角度对先秦时代的中国经济动态做一次整体的研究。这个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将是《宗子维城》的续篇。在这本新书中，我希望可以阐明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代邦国与其社会组织相对没有那么复杂的邻里关系。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一部分源于我以往从事盐业考古的经验。我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跟此项研究相关的文章和评论，专著则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完成。 我另外一个历时不短的研究课题是中国考古学史。我想有朝一日能在此方面再多下些功夫。最近在同友人共同编纂的一部书中（WorldAntiquarianism:ComparativePerspectives,2013），我有一篇关于整个东亚古代金石 学 传 统 的 综 论（“Antiquarianism in East Asia:APreliminaryOverview”），整本书希望将来有一天会被译成中文。我研究中国考古史的主要方式是为著名考古学家写评传，其中有些是在他们过世之后作为纪念文章已经发表了的；但它们并不是“使徒行传”，而是正儿八经的研究文章。我计划将来再写几篇这样的文章。 虽然我在哈佛大学受到的是正统的田野考古学训练，并曾在三个大洲参加过发掘，但在中国境内真正参加考古发掘，是在我从事了中国考古这一行当将近二十年后才变得有可能的事。之前中国政府的法令是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参与考古工作的。因此我参加的田野发掘工作相对较少（比我的好多学生还少）。上文提到的早期盐业考古是在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的合作下才得以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机会，其中我的任务是制定设计考古发掘计划。虽然大部分的实际工作由我的研究生和我们的中国同行担任，但我还是在长江峡谷的考察现场度过了相当的时间（包括自1999年至2002年的四个圣诞节），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 随着西南盐业考古项目的结束，我们最近几年又在陕西高陵杨官寨创立了一个国际田野考古训练班（亦称为“田野学校”）。这个训练班的中方合作者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班主任（我们称呼她“校长”）是我的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生。训练班从2010年起，每年夏天五个星期，我在其中负责第一个星期的一部分基本培训工作。杨官寨遗址是一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000-3500年左右，这尽管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但我还是极其珍视这个培养项目，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在一个友好的、跟中国同学和同事们合作的环境里，让一批对中国考古十分感兴趣的国际学生来中国做考古成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参加者参加过我们的训练之后，已经选择了中国考古作为他们未来的研究专业。 在不久的将来，我渴望能有机会跟北大的朋友们开展更多联合田野考察项目。我们的目标是至少尽量有系统地、尽量完整地发掘一个青铜时代的城市聚居遗址，进一步了解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保存完好的此类遗址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作为整体被有系统地发掘过。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批准开展这个项目，它将是合作式的，从事者将包括中国的研究机构、UCLA和其他海内外的参加者；它将是跨学科的，参与者将包括现代考古的多个技术领域和相关学科的各类专家；而且它将是长期的，可能比我的一生还要长，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已经和可能合作的对象协商了一段时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开始申请经费、组建团队。 在几十年的学术事业中，我也做过很多努力通过编辑工作来提高中国考古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我是十几种与考古和亚洲研究方面有关的期刊的编委会成员，这些期刊有美国的、欧洲的，也有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我与别人一起创建的《东亚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East AsianArchaeology），曾经由荷兰莱顿的E.J.Brill发行过一段时间，不幸的是出了七期之后就暂时停刊了，将来是否还会恢复尚不确知。幸而最近东亚考古学者有了各种新的出版机会，所以该杂志是否存在，现在看来也许已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作为世界考古学界的一员，我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遭到日益加剧的掠夺和破坏这一现象深感遗憾并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年奥巴马总统任命我为美国国务部的世界文化遗产顾问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政府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去参与我专业所涉及的公共领域层面，这一层面以前曾长久被我忽视。目前我还没有写过跟这一议题有关的文章，也许我将来会写一些。 回顾北大 考古学家不是挖宝人，也不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而是有头脑的现代科学家，寻求客观地、创新地运用古代世界的物质遗产来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我们作为关心中国考古的外国人，并不是想以此沉溺于某种异国情趣或者偏执于某种观念或想法，而是立志于从全球视角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做出建设性贡献。最近，在中国和西方，人们对学术史的兴趣剧增，对于个人性格和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到整个知识领域、学术走向的各个方面的兴趣也陡然增加。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我现在也已经站在历史的视角上看待我在考古学界的经验。当我回想起自己1979年至1981年在北大留学的那些年，好像忽然间意识到，那真是一段距今已久的历史。 我当年在北大期间有幸向几位20世纪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大家听课、学习。现在还健在的首先有宿白教授，他今年已是92岁高龄，仍天天追求学术，奖掖后学。 按照年龄顺序往下排，还有高明教授、严文明教授、李仰松教授和吕遵锷教授，也都是80多岁，李伯谦教授也已超过75岁了。不幸而已过世的有邹衡教授（1926－2005）和俞伟超教授（1933－2003）。当时考古专业还属于历史系。现在的考古系是1983年才建立的。课程是根据历史顺序安排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教授负责教，新石器时代由严教授和李仰松教授负责，商周由邹教授和李伯谦教授负责，战国秦汉由俞教授负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由宿教授负责，当时系里还没有人教宋元明时期考古的课程（现在有了）。除此之外还有高教授教我们古文字学、宿教授教中西文化交流专题课。两年的留学时间足以让我修完所有这些课，收获很大。中国同学在中间离开北京作半年的田野实习，我也很想参加，但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怎么也没有能够得到允许。仅仅在实习马上要结束的时候，系里才安排一个老师带我们学考古的留学生去北大在山东的实习地点参观两天，因此印象很深。 除了在北大上课之外，我还利用假期、周末到中国各地去参观古遗址和博物馆，这当然也是极为宝贵的学习经验，种种细节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北大有两栋楼是留学生宿舍，女生住25楼，男生住26楼（这两栋楼现在已经不幸被拆掉了，尽管它们是梁思成先生亲自设计的解放初期的代表性建筑物）。我1981年8月离开北大的时侯，留学生正要搬进新建的勺园新楼，我没有跟着一起搬过去。与后来的情况不同，住在25楼、26楼的留学生仍然能有中国同屋，那也是十分珍贵的经验。我在北大第一个学期的同屋是1978级的聂新民，陕西人，当时年龄已经不小，家里有夫人和孩子，人非常好，可惜毕业不久就去世了。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宿先生安排他的研究生晁华山当我的同屋，尽管他和我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是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晁华山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教佛教石窟寺考古，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曾经到德国进修过两年，后来他的儿子也到我家乡去留学，使得我们两家所有人都成了好朋友。 跟我一起上课的是1977和1978级的本科生，他们是“文革”以后头两批正式考进大学的，大部分年龄比我大好几岁而且已经参加过工作或当过兵，他们比我们从西方国家来的小年轻人见过更多世面。毕业后没有改行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骨干，有几位留在北大教书，如李水城、张辛、王迅、薄小莹等；有的当官了，如现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有的到地方上从事考古工作，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裴安平、南京大学的水涛等；有的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如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和现在在香港从事考古的王文建和刘茂等。我在北大时对同学们学习的刻苦程度印象极深，他们一天到晚埋头学习，深夜图书馆关门、宿舍停电之后还能够看到同学们站在街边利用路灯的光线读书。那的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特别的年代。现在的学生们显然已经不这么疯狂了吧。 我在留学生圈子里也交了很多朋友。当时的留学生比现在少得多，但来自世界各地。现在人数最多的是韩国留学生，那个时候还一个都没有，反而有朝鲜的。日本学生在学术上是最厉害的，让我明白我如果希望在学术上有所造诣，那就一定要到日本进一步培训。但我当时在语言、专业上都还没有准备好，无法直接去日本学习，真正去日本是几年以后的事。幸而在我到北大留学的1979年，随着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高校接纳了第一批美国留学生。我们对这些美国留学生印象很深。他们都是来自美国精英大学的高级研究生，带着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对当时的我们而言绝对是学术权威。我们经常讨论学术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经验：即使在中国，我也可享受到高品质的美国教育体系的好处。 当年的美国留学生有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两位学生，他们天天颂扬导师的学问和人品，让我也越来越想到哈佛作张先生的学生。经过调查，我发现张先生不仅是中国考古的专家，他首先是美国学界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我于是大着胆子填写了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当张先生1981年春天到北京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我已经被哈佛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毫无疑问，我在北大受到的中国考古的基本训练是我被他们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在北大留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恢复学位制，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都无法在北大拿学位。几年以后北大考古系开始接受留学生读硕士、博士学位。我尽管并没有北大的任何文凭（只有留学证明书），但一直自以为是北大的铁杆儿校友。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跟我在北大接触的老师们、同学们以及后来才进入北大考古系的其他同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除了经常互相访问以外，还常有机会在世界各地一起开会。我在UCLA现在正带着两个北大出身的研究生，已经毕业的还有几位，包括一位在北大拿到了考古学硕士的外国留学生。我的其他非中国学生也常选择北大当作他们在中国的留学地点。如上所述，我曾经和北大的同行们正式在田野考古合作过几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学术生涯当中最有意义的、也是最愉快的经验之一。我现在和北大的朋友们又在准备另一项长期合作计划。这期间我2012年在北大的国际汉学基地做过五个月的访问教授，教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学生的反应非常好，也让我很受启发，联系更紧密，并让我切实感受到中国考古事业最近几年的蓬勃发展。 （全文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