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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考古学之具备上述定义中所含的性质，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过程的。从15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样，考古学也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 考古学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当时,在西欧和北欧,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宣扬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 尤其是到了 19世纪中叶，C.R.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C.莱尔(1797～1875)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T.H.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于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它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使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从此得以成立。 纵观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 约从1760至1840年。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派亲族统治意大利，并大规模地发掘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特别是拿破仑的部下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碑上的三体文字为学者们考释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钥匙；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释出了这种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德国J.J.温克尔曼(1717～1768)开始利用古代的遗物,而不是专靠古代的文献,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品为资料，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有的学者称他为“考古学之父”，可见他对考古学影响之大，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 形成期 从1840至1867年。 “三期论”的提出 19世纪中叶,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史前考古学。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C.J.汤姆森从该馆所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J.J.A.沃尔索(1821～1885)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沃尔索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 旧石器的发现和证实 上述丹麦的石器时代，只限于新石器时代（因冰川关系，丹麦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英、法两国开始的，而法国J.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先发现旧石器，并认定是原始人类所用的工具。1859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核查了布歇·德·彼尔特的发现，确认此地的旧石器是与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共存的，从而证实了他的学说。1865年英国的J.卢伯克(1834～1913)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 (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当时，进化论已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它为史前考古学打开了前进的道路。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后来，E.A.I.H.拉尔泰(1801～1871)又用古脊椎动物化石作标准，把旧石器时代分为 3期；G.de莫尔蒂耶则用第一次发现的地点作为各期的名称。这种分期法和定名法，至今仍为考古学界所通用。 新石器时代方面，1853～1854年在瑞士境内发现了“湖居”遗址，有着许多保存良好的遗迹和遗物。后来知道，湖居遗址中除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以外，还包含有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1846～1864年在哈尔施塔特的发掘和1858～1860年在拉登的发掘，证实了欧洲的史前时代应包括早期铁器时代，这两处地名便被用作欧洲史前考古学中的两个分期的名称，后来又成为两个文化的名称。 埃及和西亚的考古工作 商博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后，引起了欧洲人对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发生更大的兴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在这以前,意大利人G.B.贝尔佐尼(1778～1823)在埃及滥掘古墓，掠取了大量珍贵的古物。到了1859年，法国A.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才对这种盗掘加以控制。他任职30年，主持了30多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19世纪初年，在波斯境内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1835年英国人H.C.罗林森(1810～1895)释读出贝希斯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后来，其他两种楔形文字也被考释出来，证明分别为古埃兰文和古巴比伦文。古文字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对西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1842年,法国人P.-□.博塔开始发掘尼尼微城址。次年，他又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址，获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铭刻。1845～1851年英国人A.H.莱亚德也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发掘出亚述时代的许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石刻图解》和《尼尼微发掘记》，影响很大。但当时的工作水平很低，主要是挖取珍宝，谈不上什么科学性。1850年，瓦尔卡古城址被发现，并进行发掘，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比巴比伦更早的苏美尔人的。 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 从19世纪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游历、考察，往往将希腊罗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从雅典巴台农神庙拆下来的浮雕石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它是由埃尔金于1816年运到伦敦的,故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刻”。有的人还发掘了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基地，目的也在于攫取文物，不讲求工作的科学性。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G.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国际考古学会议的召开 作为近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到1912年为止,这个国际会议共开过14次。1932年改为“先史学和原史学国际会议”，在英国首次举行。它的第11次会议定于1986年在英国举行，届时还将加上“世界考古学会议”的副标题。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会，其中有一“劳动历史陈列馆”，以史前时代的劳动工具为主要陈列品。莫尔蒂耶负责欧洲各地标本的选定和陈列，马里埃特则负责埃及考古学标本的选定。这样，考古学在广大群众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熟期 约从1867至1918年。这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开始科学化，近代考古学从欧洲、北非、西亚普及到东亚和美洲。 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 前一时期开创的类型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是划分器物类型的工作更为细密、准确了。除了按照形态的变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还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来确定系列中各器物类型的年代先后；排比不限于某一种器物，而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分别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参照。经过排比之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往往可以代表某一考古学文化。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1912年步日耶把上旧石器时代调整为3期,连同下旧石器时代的3期,将旧石器时代一共分为6期。他的“六期说”体系被考古学界长期沿用，但后来被证明这只适用于欧洲。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但这一术语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逐渐采用。 瑞典的O.蒙特柳斯继沃尔索之后，大量使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类型学的理论加以系统化。从1885到1895年，他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 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法国学者J.德谢莱特(1862～1914)于1908至1914年出版的四卷本《史前考古学手册》，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史前考古学成果。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 在史前年代学方面，这一时期已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例如，20世纪初,地质学家把欧洲的地质年代确定为4个冰期和3个间冰期（见第四纪地质学）。于是,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期。各冰期的绝对年代最初是根据地层的厚度来推测的，极不可靠。1910年瑞典德耶尔(1859～1943)提出了季候泥层分析法，判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泥层的绝对年代可以上推到 1万年左右。不过这一分析法的应用只限于一定的地区，而且必须将考古资料与地质年代学的泥层联系起来，才能判定。此外，蒙特柳斯除了就欧洲青铜时代的相对年代进行分期以外，1904年还对各期的绝对年代作过推测。 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化 在这一时期中，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发掘方法的改进。可以说，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从这时期开始的。首先是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的历史得到重视。 19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希腊和意大利发展了考古发掘的技术。在庞培古城遗址，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菲奥雷利的发掘方法。在近东，1870年以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而著名于世的 H.谢里曼，除了在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他还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像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英国的F.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1904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A.H.L.-F.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1880至1900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 欧洲、北非、希腊和近东地区的重要新发现 这一时期的考古新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从1875年起，在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它们与洞穴中的象牙或兽骨的雕刻品一起被称为“洞穴艺术”或“旧石器艺术”。1894～1895年皮特里在埃及涅伽达发现王朝时代以前的墓地，后来经过他的分期排比，列为第三十期到八十期，其中第七十六期和七十七期相当于历史时代的第一朝，从而使得史前文化和历史时代的文化衔接起来。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方面，由于谢里曼在特洛伊城址、A.伊文思在克诺索斯城的发掘，把希腊的历史从古典时代上推到传说中的“荷马时代”，又进而追溯到史前时代。关于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赫梯帝国，过去虽曾发现过石刻浮雕和铭文，但到1888年才由A.H.塞斯(1845～1933)证明它们是属于赫梯人的，并初步考释出赫梯的文字；德国人发掘赫梯国的首都哈吐沙，发现了数千片前14世纪的泥板文书，捷克斯洛伐克的 B.赫罗兹尼考释出赫梯语的楔形文字，并将泥板文书翻译出来。在两河流域，1874年泰洛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的遗存属于苏美尔人的文化。此外，德国人1899～1914年在巴比伦古城和1903～1904年在亚述故都阿苏尔城址的发掘，由于成功地清理出用土坯砌成的墙壁，还利用探井法搞清地层，使这两座都城的部分面貌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考古发掘工作扩展到新地区──美洲和东亚 在这一时期，欧美的考古学者还到中美和南美各地进行调查发掘。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马雅文明遗址进行的，1896年发表了正式的发掘报告。德国的M.乌勒，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秘鲁的帕查卡马克进行发掘，他的发掘报告于1903年出版。 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凯觎中国的领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搞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取古物。东亚的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受欧美考古学的影响，也开始在国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和俄国还派人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中国的考古学界，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没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发掘工作。 发展期 从1918至1950年。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复开展起来,使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方面有了发展和提高，调查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应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 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西欧的学者也相当重视理论。尤其是英国的V.G.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一时期在考古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汤姆森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时遇到了L.H.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挑战。后者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便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正确的概念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 调查发掘工作的更加科学化 在田野考古学方面，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学的水平的，是英国的考古学家M.惠勒。他总结前代田野考古学家们的经验并加以发展，除了提高发掘的技术以外，还强调要提高发掘的目标。他主张考古学家要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掘出古代的文物。后来，他把他的观点和方法写成一本题为《从土中发掘出来的考古学》的书，是现代田野考古学的杰作。另一位田野考古学家,英国的O.G.S.克劳福德(1886～1957),在调查工作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本是地理学家，所以充分注意地理环境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影响。他的著作《田野考古学》，主要是总结了他在广大的田野上进行考古调查的经验。他还发展了航空考古学，使空中摄影成为调查地面上的古代遗迹的得力工具。 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的遗迹才能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发掘，而发掘出来的遗物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1923年英国H.卡特在埃及发掘图坦哈蒙墓，1926年英国L.吴雷在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发掘苏美尔王陵，都获得了成功。这与19世纪中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发掘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广泛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有快速的发展,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勘察方面，除利用空中摄影技术探索地面上的遗迹以外，还利用“地抗力”的测定法以探测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在分析、鉴定方面，则应用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判别岩石、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质地和成份，应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方法以鉴别人骨的性质、兽骨的种类和农作物的品种等。结合考古发掘，进行古代土壤和其中所含孢子花粉的分析以了解古代的植被面貌，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这个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考古学家们所广泛应用。除了利用地图的测绘以显示遗迹和遗物的分布外，还可以把遗迹、遗物的分布图与带有古代植被的地形图结合起来，以考察古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福克斯在20～30年代所著的《剑桥地区的考古学》和《不列颠的个性》两书，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这一时期的特点，还表现在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知识的传播，考古工作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首先是苏联的考古工作在其辽阔的国境内广泛开展，从东欧、中亚到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特里波利耶文化遗址的发掘，究明了乌克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农业部落的社会结构。黑海沿岸古希腊城邦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地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С.П.托尔斯托夫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调查发掘，把花拉子模的历史从中世纪上推到新石器时代。C.B.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的发掘，使这一地区长达4000年的古代史得到恢复。在苏联的东欧地区，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和中世纪俄罗斯城市的发展是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南亚次大陆此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考古局局长由英国人担任。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英国J.H.马歇尔在哈拉帕城址和摩亨佐达罗城址的发掘。发掘证明,这两处古城是“印度河文明”的两个中心,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前第2千年的前半期,这里不仅已有冶铸青铜的技术，而且还出现了文字，从而纠正了吠陀时代以前的印度完全处在史前时代的错误结论。马歇尔还发掘了历史时代□叉始罗等处的佛教遗迹，但发掘工作的水平不高。到1943年惠勒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以后，印度考古学的面貌才有新的变化。 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而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1927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其次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省安阳发掘殷墟，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宫殿址和王陵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前第2 千年后期的商殷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这以前，瑞典人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接着又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40年代为中国学者所纠正。1928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县的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从地层关系判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于是，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得到了初步的究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端绪。 日本考古学发端于1877年,美国人E.S.莫尔斯(1838～1925）在东京郊区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遗址大森贝□。1884年日本学者在东京弥生町发现弥生文化的陶器，此后的发掘证明弥生文化已有铜器和铁器。在年代序列上,继弥生文化之后的是古坟文化,它属于日本的原史时代。1918年鸟居龙藏发表题为《有史以前的日本》的著作，对前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年在奈良县开始对藤原宫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把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代；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发现“无土器时代文化”，又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旧石器时代。为了引进西欧近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滨田耕作曾到伦敦大学向皮特里学习，归国后在京都大学举办考古学讲座，培养了许多新的考古学家。 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曾被看作“黑暗大陆”，没有什么古代文化可言。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法国人在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等地发现了迦太基和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而且在非洲各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步日耶曾在40年代对出土的旧石器作过研究，还临摹了南非的岩画。30年代以来，R.布鲁姆在南非，L.S.B.利基在东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与之共存的据说有打制的砾石工具，以后称为奥杜韦文化。因此，有人认为东非也许是人类最初的摇篮。 美洲的考古工作也获进一步开展。墨西哥和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最受重视。秘鲁的J.C.特略发现了查文遗址，发掘工作证明查文文化是秘鲁最早的文明，年代约从公元前900到公元300年。墨西哥的A.卡索发现了蒙特阿尔万遗址,它是萨波特克文化的中心,年代约当公元前600至公元600年。但是这一时期更多的考古工作是由美、英等外国学者做的，他们对墨西哥的马雅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等都作过分析和研究。美国学者在美国境内，主要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印地安文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志调查（调查现存的印地安人部落）相结合。1926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福尔瑟姆发现美洲当时所知的最早石器，年代约在前9000年至前8000年，说明早在中石器时代，北美洲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可能是末次冰期以后从亚洲的东北部迁移过来的。 综上所述，由于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由欧洲、近东扩大到全世界，前一时期以小范围内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单线演进的人类社会展史体系，已经不适用于全世界这个庞大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必须取代过去的“时期”的概念之原因。这种发展也为建立全球范围的“世界考古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继续发展期 约从1950年至今。这时期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其特点基本上是前一时期各个特点的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的兴盛则是这一时期的新特点。 理论方面的发展 除了苏联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从事考古学研究，这在世界考古学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考古学家们主要是沿着前一时期以来的理论体系继续前进，但也相当重视古代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因素；英国学者J.G.D.克拉克所著《史前欧洲经济的基础》一书，从经济方面的角度出发，描述并解释欧洲史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便是体现这种研究方式的代表作。 对于前一时期盛行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有的学者提出了疑问。考古学“文化”一词，是从民族学引进的，用以表示具有同一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但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同一部落或民族所用的物件，有时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如现存爱斯基摩人在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所遗的两套不同的用品）。即使是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随着年代的推移，所用器物的形貌也会发生变化，经过较长的时期，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至于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共同体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那就更难以确定。这些问题的提出,虽还不足以否定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性，但促使考古学家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要作周到、灵活的思考，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60年代，美国兴起以L.R.宾福德为首的所谓“新考古学派”，主张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撰造一些别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他们的主张虽然过于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考古学流于繁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省。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应用方面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快速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如电磁测定法用于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用于测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 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用于分析遗物的成分等，使得考古学研究得到很大的进展。用电子计算机贮存并分析各种考古资料，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尤其是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广泛应用，使考古学家能确知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就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序列作出确切可靠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过去，欧洲的考古学家们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较晚，是受到近东地区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经过放射性碳素断代，知道它们其实并不晚，很可能是独自形成的。这使得柴尔德在他的遗著《欧洲社会的史前史》一书中也改变了以前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此外，由于航空技术和摄影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航空摄影发展为航天摄影，使得前一时期创立的航空考古学又有了显著的进展。潜水设备的改进，则使水底考古学在这一时期得到正式的成立（见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 考古学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扩展 这一时期内，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广泛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增多,加上自然科学方法在年代学上的进一步应用,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大大向上推进了。1960年以后，肯尼亚学者L.S.B.利基在奥杜韦的第1和第2层发现了能人化石，截至1978年，已出土了10个个体，其年代早于直立人。地层中也有奥杜韦文化的砾石器，从而提早了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R.利基继其父老利基之后，和其母M.利基在肯尼亚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化石，据钾 -氩法测定，它们的绝对年代可以早到距今约 250万年，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极大重视。在中国，除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仍有出土以外，还在陕西省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头盖骨化石和石器，据古地磁法测定，陈家窝的年代约为距今60万或65万年，公王岭的年代约距今为85万至75万年（另一数据为距今100万年）,比北京人为早。尤其是在云南省元谋发现的元谋人，虽然只有两枚牙齿,但经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可早到距今170万年左右（也有人认为距今约70万年）。在新石器时代方面，农业起源的年代也大为提早。例如，在西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在耶莫和耶利哥等处的发掘，发现了从渔猎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性的文化遗址。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处于开始栽培阶段的玉蜀黍遗存,后来还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发现其他早期的农作物遗存，为美洲农业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以前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它 们与仰韶文化一样，都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发现了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与仰韶文化的前期相当。 这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另一趋向，是历史考古学受到高度的重视，年代下限被逐渐向下延伸。在欧洲，除了“中世纪考古学”和“中世纪以后时期的考古学”以外，甚至还提出所谓“工业考古学”；在美洲，则把“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和“历史时代遗址考古学”合称为“历史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受到重视，是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严格说来，欧洲的“工业考古学”和美洲的“历史考古学”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这也许是对过去学术界过于偏重史前考古学的矫枉过正。 前一时期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的扩展，已经形成了考古学的世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获得独立，它们为了发扬本国的学术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都重视考古工作的开展，并取得许多成果，从而使得考古学的世界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就史前考古学而言，1969年初版的克拉克的《世界史前学》一书，便是在考古学进一步世界化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国考古学的兴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迅速成长。在理论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界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已的力量，同时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方法方面，田野考古学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除了作为重点地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外，调查发掘工作还遍及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被逐渐应用，考古学与其他各有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也不断加强。在调查发掘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种考古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被用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系统地总结了30余年来中国考古工作的基本成果。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研究成果，为世界史前考古学增加了新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早在前第 2千年便有了文字记载，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河南省郑州二里冈、偃师尸乡沟和二里头发现的早商或早于商代的遗址,使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不断提早,并使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相衔接，而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中国本身，不是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从商代、周代到秦汉及其以后各代，都城的遗址、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平民的居处和墓地，以及矿址、作坊址和窑址等等的调查发掘，为研究中国各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研究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容，而且也充实了世界考古学的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