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既有可以借鉴的某些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热门，也是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中最广泛、最深入的专题之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概况及争论的焦点，分别综述如下。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由起步走向高潮，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1950年到1965年。 这个时期，甲午战争史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级。1954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论文专集——《中日甲午战争论集》。在此推动下，一批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其中以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和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较有影响。另外，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大册也随之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有的研究者还开展实地调查，搜集到大量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口碑和文字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专著。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选题范围较窄，并带有相当程度的实用性。如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列强争衡问题，一般的研究重点皆侧重于美国的侵华政策，而对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对峙及其在中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活动则极少涉及。其次，资料挖掘整理不够充分。研究者一般所接触的资料范围不够广泛，主要依靠清朝档案和其它国内资料进行研究，而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一方的资料不够重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再次，和其它史学领域相比，学术空气不够活跃，有关甲午战争的争鸣文章很少。如在1957年，有学者提出重新研究黄海海战和评论刘步蟾问题，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讨论。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77年到1984年。 这一时期，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甲午战争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发表论文近百篇。在专著方面，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甲午战争部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和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等先后出版。其二，在资料挖掘、整理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其三，史学界思想开始活跃，并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结论。首先是从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提出，在史学界引起了反响，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后，对甲午战争时期的其他人物和事件也相继展开了讨论。以此为突破口，研究开始向深层次发展，并使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突破。其四，扩大了研究范围。以前史学界对甲午战争时期的海战很少研究，而现在海战则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门。其中对黄海海战研究得最多，已发表数十篇论文。与丰岛海战和威海保卫战有关的某些问题，如方伯谦的评价、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责任在谁等等都有研究。对陆战的研究虽不如海战突出，但也有专文讨论。此外，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帝后党争及和战之争的性质、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等等问题，都有人作专门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第三阶段，1985年到1994年。 这一时期，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者的思路更为开阔，更加深入，选题也趋于多样化，并触及许多过去尚未涉足的角落。如日、清统治集团围绕着这场战争进行的明争暗斗，西方列强对这次战争的插手，以及他们的态度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渐发生的微妙变化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海战方面，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阵形变化、刘步蟾其人在海战中的表现，尤其是对于丁汝昌之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另外，对甲午战争中帝后党争的研究、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的研究、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的研究、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策略的研究等，都是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戚章其《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等专著，可作为这一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 以上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45年的一个简单概括，由此可以了解45年来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道路和概况。 二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对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虽尚存在若干意见分歧，但研究还是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略举数例如下： 对刘步蟾的评价 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评价问题的讨论，最为引人注意。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论著对刘步蟾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从1977年起，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刘步蟾的问题。从此，学术界就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涉及到好多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一、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如何？二、刘步蟾是否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①？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擅自下令改变阵形，是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改变议定阵形②。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曾改变过阵形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议定，且由提督丁汝昌同意，决非刘步蟾本人所违令擅改，他只是命令的执行者罢了③。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④。他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还“立下了卓越战功”⑤。经过多年的讨论研究，并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刘步蟾在海战中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将领。对此，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对丁汝昌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论著对丁汝昌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到80年代初，才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丁汝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其主要理由有四：一、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的布阵犯了“致命的错误”⑥。二、丁汝昌在旅顺危急时“擅自撤离”⑦。三、威海之役中丁汝昌率舰株守威海，成为“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⑧。四、丁汝昌最后是在投降后自杀⑨。这四条理由能否成立呢？持肯定观点的认为，首先要看海战的实践，其次要重视海战参加者自已的总结。战后，旗舰定远的枪炮二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⑩既肯定其迎战阵式，又指出其未能适时分队的缺陷。说丁汝昌布横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是没有说服力的。论者所说丁汝昌“擅自撤离旅顺”，实属误会。事实上，丁汝昌鉴于舰队在旅顺口内处境不利，又得到李鸿章的指示(11)，才率舰从旅顺撤至威海的。指责丁汝昌株守威海港，实行“消极防御”，也是欠妥的。丁汝昌反对冒险出击，也反对株守港内。北洋舰队最后覆没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作战方针有误，而是威海陆路防守不力(12)。至于说丁汝昌最后是在降敌后自杀，是所据材料有误。根据《丁氏族谱》等确凿记载，与敌议降是在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13)。估计这个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对李鸿章的评价 史学界一向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海战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对他的主要指责是“避战保船”(14)。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对此提出异议。一种意见是，李鸿章并没有下令“避战保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避战保船”是对“保船制敌”的误解，而“保船制敌”方针“却是合理的”，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比较后作出的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15)。有的学者则认为：李鸿章确实提出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但主要问题在于“保船制敌”方针的实质。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单纯的守势战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海军的主力决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对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正确的决策是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然而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虽然战云密布，衅端已启，他还是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相信，“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16)。所谓“保船制敌”，其核心仍在“保船”。“制敌”云云，则毫无具体措施可言。所以，丁汝昌率舰出海前，他总是特别告诫：“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17)由于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便采取了单纯守势战略，以致错过了几次有利的战机，从而铸成了永难挽回的大错。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建议朝廷取用“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18)的全面守势战略，不仅海军守势的道路继续下去，连陆军也改攻势为守势了。单纯的守势战略，其实质是消极的防御战略。把它说成是“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显然是欠妥的。因此，对李鸿章的海军战略要进行具体地分析，全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足取的。 三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正在争论的热点问题还很多，如黄海海战的布阵、帝后两党和战之争、英俄对中日冲突的方针等问题。 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我国史学界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黄海海战的研究中，许多论者对北洋舰队的布阵问题展开了论争。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是以何种阵形接敌的？对此问题，大致有五种看法：一、英人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诸舰相并列”(19)的说法，说是“横列”阵形或“一字形阵势”(20)。二、同意泰莱关于“诸船相并横列”的说法，但把它看作与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21)是一回事，解释为“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22)。三、根据总教习德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海战报告中关于“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23)的记述，认为北洋舰队以后翼梯阵接敌“是没有什么可疑的”(24)，但又认为后翼梯阵与犄角雁行阵是一致的。四、同意《冤海述闻》中关于“令作犄角雁行”(25)阵形的说法，但把犄角雁行阵理解为鹰扬右翼阵，即类似八字去掉左半边的阵形(26)。五、认为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因其形状像楔，像英文字母V，故外国人或称之凸梯阵”(27)。在上述诸看法中，多数学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情况。根据记载，丁汝昌确曾下令改以夹缝雁行小队阵接敌。但是，改阵是一个运动过程，需要一定的完成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舰队是在改阵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接敌的。“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28)。这个问题还正在讨论之中。 帝后党争，是甲午战争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史学界看法多有不同，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对此，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认为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力”(29)。二、认为“不是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争(30)，“不能把帝后两党之争看成是没有曲直可言的狗咬狗的斗争”，“把帝、后两党等量齐观，否定帝党的爱国和进步作用，是不正确的”(31)。三、“帝后党战与和之争，也含有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成分”或“动机”(32)。四、认为对于帝后党和战之争应进行客观的评价。帝党是积极主战的，但不能知己知彼，一味只讲进攻，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方针，不讲究斗争策略，乱加攻击，甚至天真地认为换掉几个人即可解决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后党则主张单纯防御，即消极防御，不讲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只能导致失败。所以，从当时情况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都无法使中国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获胜(33)。 关于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著文认为，俄国政府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34)。另一种意见认为，俄国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待日本的基本态度是“抵制”、“干涉”乃至“反对”(3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态度，既有‘利用’、‘支持’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一方面。”(36)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是扮演着一个支持的角色”(37)。一种意见则认为，战前“英国力阻中日爆发战争”，“日本开战后，英国宣布中立，实际上不再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38)。至于英俄两国的关系，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由于英俄矛盾，“英国非常害怕俄国夺取朝鲜，建立军港，南下与英国抗衡”，因此“不惜纵容甚至唆使日本向朝鲜北进”，“借日本之力钳制俄国”(39)。一是认为由于“都要维持远东现状，英俄还在远东出现暂时携手的形势”(40)。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这些意见都有其合理的因素，问题是既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合理的部分加以绝对化。要正确认识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否则是不行的。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有其既定的远东政策。俄国想推行的扩张路线，要改变原有的远东国际秩序，而英国则想维护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两国必然要发生利害冲突。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因此，英俄矛盾和对峙成为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俄国为在远东进行扩张，或利用、支持一下日本，或静观待变，皆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影响其执行既定的远东政策。同样，英国为抵制俄国的东进南下，或利用中国，或支持日本，也完全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英国既定的远东政策。当然，英俄也有其利益共同的一面，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有可能实行暂时的联合。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可见，对于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得出真正合乎实际的结论(41)。 注释： ①董蔡时：《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的考释》，《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20)(2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8页。 ③戚其章：《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破与立》1978年第5期。 ④孙克复、关捷：《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⑤戚其章：《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⑥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⑦⑧廖宗麟：《丁汝昌和旅顺之役》，《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 ⑨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⑩《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3页。 (11)李鸿章曾指示丁汝昌保舰，自定进退。见《中日战争》（三），第192页。 (12)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3)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2期。 (14)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辨伪》，见《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一书。 (15)何平文：《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1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第28页。 (1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1页。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62页。 (19)《中日战争》（六），第45页。 (22)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合期。 (23)《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海事》第8卷，第5期。 (24)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 (25)《中日战争》（六），第87页。 (26)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第38页。 (27)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8)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3页。 (30)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 (31)任茂棠：《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32)吴廷桢、何玉畴：《试论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33)戚其章：《论甲午战争初期的帝后党争》，《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34)米庆余：《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35)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6)王魁喜：《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37)叶昌纲：《中日甲午战争与英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38)(40)洪邮生：《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立场》，《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 (39)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41)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