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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古墓志特别是唐代墓志大量出土，保守估计不下于万方。这些墓志不仅是中古史研究的原始文献，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比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但随着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的常态研究反差较大的现象。新出土北朝墓志研究填补了北朝文献研究空缺，展现了南朝文学重情感和北朝文学重实用的不同文学取向。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人撰写并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因为各种礼仪制度的影响和风俗习惯的约束，使得不少墓志表现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仍有很多墓志文学价值较高。 一是诗人墓志。中古墓志中，诗人墓志是其精华所在，也是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和实物载体。诸如大诗人王之涣，在墓志出土之前，人们对他的家世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仕历等，几乎一无所知，而墓志出土以后，其生平经历就昭然若揭，墓志还记载了他“歌从军，吟出塞，布乎人口”的文学活动，不仅是他作为边塞诗人的有力坚证，而且是他诗歌影响的最早文献记载。再如新近出土的《韦应物墓志》，撰者是与韦应物同时的著名诗人丘丹。这一墓志不仅对于韦应物的家世、生平、科举、婚宦等方面有详细的叙述，还为针对大诗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又如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女诗人上官婉儿墓志近年出土，为我们展示了一篇极具文学价值的女性人物传记，墓志运用骈体行文，注重细节描写和曲笔表现，将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二是鸳鸯墓志。鸳鸯墓志，一般是指同一墓穴中埋藏的夫妻二人的两方墓志，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三方墓志，还有个别夫妻墓志属于两篇志文而同刻于一石者。“鸳鸯墓志”之称源于于右任先生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于先生收藏的七对鸳鸯墓志是北魏时期皇族夫妻的墓志，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近几十年来，新出土墓志中鸳鸯墓志颇多，笔者统计约有四百余对，其文学价值值得重视。鸳鸯墓志中的一方是女性墓志，独具女性形象塑造意义，是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鸳鸯墓志中还有一部分是丈夫为妻子撰写的墓志，有助于悼亡诗的印证和解读。如新出土韦应物所撰的《元苹墓志》，既表现韦应物自己的感受：“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描写其幼女的表现：“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天乎忍此，夺去如弃。”这种描写与《出还》诗中的情境不仅可以相互佐证，而且更有助于读者探研韦应物悼亡诗的情感底蕴。 三是自撰墓志。自撰墓志是文人自己给自己立传，侧重于自我形象塑造的自传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这样的墓志，既是撰者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比如新出土《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并序，自撰》：“乐知，自谥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玄晏十七代孙。祖父兄皆二千石。贞元癸酉秋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岁甲申终于洛。十岁而孤，母兄育训；长为儒业，无所成名；壮而纳室，竟无嗣续。因缘从事，仅十五载。邴曼容之贤，禄不过六百石，吾已及之；邓伯道之哲，皇天尚使无儿，何足叹也。依释不佞，奉道不谄，与朋以澹，事长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毁伤，归全泉下，预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东十三步，兄西十五步，凿深九尺，筑高一寻，旁荫故柏，上植三株，祔茔不敢具三代官讳。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这是皇甫映自撰的墓志铭，其后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一篇自挽诗，不仅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和文才，更将诗文融为一体。 我们再拓展一步来看，通过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可以探讨文学史演变进程中的各种背景和联系。 首先是家族与文学的关系。21世纪以来，文学家族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但以新出土墓志为主要依据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事实上，中古社会重视家族传承，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因而新出土墓志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家族性，且不乏文学家族的墓志。试举卢氏家族为例：中古卢氏定著四房，其中三个支系文学人物出现较为集中：一是阳乌房卢思道一系，出土了卢承福墓志等多方，这样由隋代卢思道到初唐卢藏用直至中晚唐卢拱在文学上的家族影响可以清晰展现。二是阳乌房卢昌衡一系，出土诗人卢士枚、卢载等墓志七十余方，展示了作为望族的文学家族的缩影。三是尚之房羽客一系，出土了大诗人卢纶族系的墓志七方，解决了卢纶的家世、生平以及相关边塞诗渊源研究等重要问题。综合卢氏三个支系的新出土墓志，联系该族系人物的文学创作，便能从一个典型个案以彰显中古时期文学家族特点和家族文学的风貌。 其次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新出土墓志当中，最为重要的墓志是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的墓志。列举两方特殊的墓志加以说明：一是《苑咸墓志》。苑咸是李林甫的心腹人物，传世文献对其争议颇多，而新出土《苑咸墓志》则言：“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浣、杨司空绾数公，颇为之名矣。公与之游，有忘形之深，则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台座廿余年，百工称职，四海会同。公尝左右，实有补焉，则政事可知也。”就将其德行、文学与政事融合在一起，表现其异于史传的另一番面孔，这是墓志表现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集中体现。二是《上官婉儿墓志》。上官婉儿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而其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位女性在复杂动荡政治环境中的立身行事，厘清史书记载的一些疑窦，而且表现了上官氏家族从隋代到唐中宗时期的文学传承情况。 再者是书法与文学的关系。新出土墓志是书法与文学融合为一的实物载体，其表现有多个层面：一是书法家既撰文又书丹的墓志，书法与文学出于同一主体。如诗人《郭虚己墓志》题署：“朝议郎行殿中侍郎使颜真卿撰并书。”诗人《李岘墓志》题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并书。”二是文学家撰文、书法家书丹的墓志，不同主体的书法与文学集中于同一墓志。如新出土《王琳墓志》，徐峤撰文，颜真卿书丹。徐峤既是文学家也是书法家，他为妻子王琳撰志，请当时还较为年轻的书法家颜真卿书丹，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坛领袖的张说的墓志，由当时文坛冠冕并任工部尚书的张九龄撰文，又由当时八分书名家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升卿书丹，更是集众美于一体了。三是书法与文学的交互研究。如唐代书坛出现复古倾向，与唐诗的复古之风和古文运动的发生应有一定联系。就诗而言，杜甫有吟咏顾诫奢、李潮、韩择木、蔡有邻八分书的作品多首，称赞诸人的书法渊源李斯、蔡邕，臻于“蛟龙盘拿肉屈强”“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境地，从中透露出杜甫的书法观念是崇尚复古并追求正宗的，这也是盛唐时期文学艺术复古思潮在杜甫身上的反映。就文而言，书体的复古与文体的复古也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因为墓志的性质，要求其文字与书法古朴典雅、简洁得体，另一方面盛唐以后的墓志逐渐增入散体文句以接近秦汉古文，到了中唐韩愈而臻于极致，这与杜甫所称道的书家追求复古，崇尚李斯、蔡邕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而言，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处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石刻就成为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文献类别。作为石刻大宗的墓志，更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这些文献以研究文学，有助于探索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史现象。就墓志本身而言，值得从文本、文体与文学的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就墓志拓展而言，可以研究家族与文学、政治与文学、书法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联系。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