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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将中国历史研究主体从精英人物、政治事件，转向下层群体与社会结构，致力于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特性。这不仅符合现代史学建构理论体系与整体框架的科学化潮流，而且具有相当强烈的建立中国本土史学体系的学术诉求。 在世界范围内，近代以前的历史学都以讲述精英群体、重大事件为核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其中以农民占主体，却近乎默默无闻。近代以来，伴随下层民众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扮演十分突出的角色，他们开始进入历史学的聚光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诸多思想流派中，马克思主义重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与创造社会产品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尤其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的“五朵金花”，是在历史巨变下，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从整体上审视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与核心线索的研究潮流。其中，农民战争史研究（以下简称“农战史”）以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论为指导，系统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战争，搜集、整理了大批史料，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农战史研究的开展，成为“五朵金花”中最靓丽的一朵。 农战史研究一波三折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与其他四朵“金花”一样，也走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文革”后，伴随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农战史研究开始反思以往过于政治化的教训，强调更为客观的学术研究，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呈现出繁荣局面。但步入80年代后期，西方理论思潮席卷整个中国学术，催生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农战史逐渐步入沉寂，从一门甚至影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显学，竟变得门可罗雀。 刨除其中的政治色彩，客观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将中国历史研究主体从精英人物、政治事件的研究，转向下层群体与社会结构，致力于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特性。这不仅符合现代史学建构理论体系与整体框架的科学化潮流，而且具有相当强烈的建立中国本土史学体系的学术诉求。虽然在具体研究中存在以论代史、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等时代局限，但仍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向中不可忽视的成就。 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研究，虽然在研究领域、视角与成果上，收获巨大，但也存在过于追随西方史学的脚步、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硬套中国历史、研究主题琐碎导致的“碎片化”等问题，使中国史学传统愈来愈湮没的同时，关于中国历史大问题、主线索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中国史学研究的本土化、主体化特色似乎不够明显。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极大提高，中华文化走向了继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再建中华新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仍呈现盲目追随西方的倾向。一百年前“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仍弥漫于新世纪中国学术的某些层面。如何建立反映中华文明现代嬗变及其崛起的理论体系，有意识地再造中华文化新内涵，是当代中国学人，尤其是青年学人的历史使命。 虽然农民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普遍发生，但中国却是爆发最为频繁、规模最大、影响最巨者之一。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农民战争带来的周期性王朝更迭。相应地，农民战争是揭示中国历史核心问题与主要线索的视角之一，是整体上审视中国历史的视角之一，是揭示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文明历史道路的视角之一。故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重新检讨农战史研究，是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历史道路，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的必要方面。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越来越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是推动重新开展这一研究的现实需求。 多因素致农战频发 中国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农民战争现象十分普遍的国家呢？这与中国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东亚大陆是世界上最为完整而富饶的平原地带之一，而中华文明便产生在这一地区。广阔而平坦的地形，为农民战争的长途流徙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经济方式以农为主，为农民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人群。国家财政奉行农业财政，为此尽力实行“编户齐民”，将农民分散化，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农民易于摆脱当地官僚、商人的控制而联合起来提供了制度空间。宗教色彩淡化、世俗色彩浓厚的儒家文化，倡导立贤立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倡导，为农民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支持。可见，中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十分普遍，与东亚大陆各种历史因素综合形成的地缘政治具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成因之一，是生态环境与农业财政的长期冲突。东亚大陆虽然十分富饶，但由于靠近大河，常有涝灾，远离海洋的广大内陆地区又常有旱灾，由此造成旱涝灾害经常发生，随之而起的瘟疫也时常弥漫于这一地区。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冲击最大者，便是灾荒与战乱。每当灾荒发生时，农业经济便呈现局部崩盘之势，而国家财政也相应大受影响，为加强内地控制、边防建设，政府往往增加赋役，从而造成全国范围内农民群体压力增大，导致某一地区发生农民战争，全国各地一呼百应的情况。 虽然中国农民战争根源于农业经济，主体是农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领导者却往往是其他边缘群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对于这一点，以往的农民战争研究有所忽视。比如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为贵族后裔，刘邦为基层官吏；唐朝黄巢为盐贩；宋朝王小波、李顺为茶贩；元朝陈友谅为渔夫，张士诚为盐贩，朱元璋为出家的和尚；明朝李自成为驿卒，张献忠为士兵；清朝洪秀全为秀才。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由于依靠耕地为生，国家通过户籍、保甲、税收等政策，将之束缚于土地之上，因此农民群体在流动性及与之相关的见识、能力等方面，都有巨大欠缺。而与之不同，流动于农、工、商、士之间的边缘人群，在不断的流徙中，熟悉周边地理、颇有“识见”的他们，更易于进行造反的组织鼓动，并通过“均田”等农业平均主义口号，招徕农民加入，常出现农民战争的领袖并非典型农民的现象。 农战领导集团不仅有社会空间的边缘群体，而且还有文化空间的边缘群体。古代农民战争往往借助民间宗教发动起义，而这些宗教往往是被政权定为异端的教派。从这一角度来看，农战的思想动员，借助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边缘分支。而某些长期信仰异端宗教的宗教人士，在农民战争中常常会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古代农战领导者，还有来自地缘上的边缘群体，即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往对于边疆地区动乱的研究，很多时候也简单地纳入农民战争系列，视之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主要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这种过于强调从上而下的制度视角，显然无法认识边疆民族战争的全部内涵，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从边疆视角，从下而上地认识地缘因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全面透视中国古代社会 农战史还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权性格乃至历史道路。比如西汉之所以定都关中、继承秦制、大力开拓西北边疆，即与刘邦集团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以关中和汉中为根据地、接受秦朝制度、重视西北的地缘政治观念有关。明朝在元帝国瓦解后，并未像同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俄罗斯文明那样选择外向型国策，而是选择了内向型政策，大规模修筑长城。这与朱元璋农民军崛起于较为落后的淮河农业地带大有关系：这里处于南宋以后汉族与北族长期对峙的边疆地带，对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历史充满恐惧，故而倾向于谨守疆域；另外，元帝国拥有的整合农商、商牧文化的丰富历史经验，却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小。 农战史还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与世界地位。对于中国古代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地位的考察，以往经常只局限于正统王朝。其实，未能问鼎政权的失败者，同样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比如，元末农民军延续了南宋和元朝发展水军、开展远洋贸易的历史脉络，其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遥遥领先群雄，而张士诚、方国珍的远洋贸易能力则远超其他农民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水军队伍与远洋商队。以陆军为主的朱元璋政权最终取得胜利后，限制水军和远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近世中国海洋经略的倒退。即使如此，明代前期仍能短暂出现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远洋航行的空前壮举，明中后期则有民间泛海南洋的热潮。世人皆感叹明代中国的巨大实力与历史机遇，却少有关注元末农民战争所蕴含的更为巨大的历史能量与路径可能。 农战史对于揭示中国古代的文明特征与历史道路，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内经常发生农民战争，对中国古代政权形成直接的、根本性的冲击，对于中央政权而言，这种冲击较之于边疆战争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将加强对民众的统治置于边疆开拓之上，一旦边疆开拓成本可能影响到微妙的内部政局稳定时，中国古代政权便采取收缩边疆的政策，以维持内政与边防的平衡，这对中华文明的内向型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带动多学科协作 虽然中国处于东亚大陆，但内部地理却仍有不小分别，这种地理特征与历史进程不断互动，从而造成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地缘特征与历史脉络，或者说区域化历史取向。虽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在不同地区普遍发生，但整体而言，在部分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落后、战争不断发生的地带，战争通常更为频繁，且规模和影响更大。可见，对于古代农战史的研究，应克服以往单纯从国家制度层面强调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单一视角，而增加以区域视角，探讨某一区域发生的农民战争与该区域内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整体关系。这一研究可称之为“区域农战史”研究。“区域农战史”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区分布，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与历史脉络，这为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一种地域视角。 由于农民战争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充分重视田野考察，将之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田野考察不仅能够对农民战争的区域环境增加直观感触，而且当地遗存的相关遗迹、碑刻、家谱、传说等史料，有助于弥补、纠正官方史料在记载农民战争时由于立场偏颇与缺乏对底层的了解，而在记载中存在的偏激、错讹的缺陷。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不仅是实现农战史研究基础多维化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持客观立场的重要方式。 由于农战史研究牵涉问题较多，相应在开展研究时，除充分发挥历史学史料梳理、辨析之长外，还应充分借鉴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视角，实现相关研究的专业化。比如对农民战争发生的生态环境因素的考察，便牵涉到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对瘟疫等因素的考察，牵涉到医学等相关学科；对经济方式、财政制度的考察，牵涉到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对政治制度及其控制力的研究，牵涉到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学科；对社会结构的考察，牵涉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以及在田野考察中如何实现专业化，牵涉到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可见，农民战争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研究方式上势必要采取多学科、立体性研究，其研究难度已超出历史学的单一范畴，而具有自成二级学科的可能。 可见，中国农战史的研究，在克服以往“以论代史”僵化弊端的前提下，可以采取跨学科的视角，综合利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充分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从制度与区域互动的双重视角，实现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更大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深层次影响，以及在中华文明独特历史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深化对中国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与基本模式。为了区别这一研究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可以姑且名之为“新农民战争史”。“新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未来开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有赖于每一位对历史和未来的中国农民问题充满关怀与使命感的学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