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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就强调“经世致用”。周初提出“夏鉴”“殷鉴”,其后又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等。概而言之,就是“以史明道”。道的含义很广,要义有“道理”“道路”“知然否”等。这些精辟之论都隐含着我们所说的规律问题,规律问题也就是命运问题。史学的内容那么多,如何探求命运问题呢? 探讨规律、命运问题,首先要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一去不复返,考古可以显示部分本相,但多数靠历史著作的记述来传递。由于人们立场、观念的差别,历史记述本身就有“真”“虚”“假”的问题,即“直书”“曲笔”“虚言”等差别。后人对历史的认识,同样因立场、观念的差别,又加了一层“真”“虚”“假”。因此,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之责是求历史之“真”。诚如钱大昕所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充分的才、学、识、德,还要敢于面对由于利益纠葛而出现的掩饰、扭曲历史之“真”现象,因而还要有“胆”。只有揭示历史之“真”,才有可能求规律、说命运。 弄清历史现象之“真”是探讨规律、命运问题的第一步,进一步则是探求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本质不是罗列材料的直观认识所能达到的,要靠抽象。比如历史上的租佃关系,把现象揭示出来固然要下很大功夫,但其本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地主对租佃者施“仁义”、养活了租佃者。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从苏轼的言辞看,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是地主家对佃户行“仁义”,而苏轼的看法具有反潮流性,非常了不起。同时代的李元弼说的就与苏轼相反:“佃户勤强,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顾。”吕陶说得更直接:“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佃户是“食于富人”的。尽管有思想家对恶劣的地主进行过挞伐,但主、佃是谁养活谁?多数人认为佃户是被地主养活、靠地主而得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认定是地主剥削佃户,而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把古今剥削规律的谜底基本说透了,这才真正揭示出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寻规律、探讨命运。本质性连续就是规律,而不论现象有怎样的变化和变形。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比如,当前我们常听到关于社会不公的声音。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不公问题,需要历史地考察。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历史中的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也关涉规律和命运。其实,像社会不公这类问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需要史学参与解析。勇于面对现实的史学应该能够提出可资参考的解决之路,但实际上我们的史学还没有顶上来,功能还亟待全面发挥。 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有关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史学应该走到前台来。 (作者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