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赵庆云 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站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由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得到多数研究者认同，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向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研究者从书斋和档案馆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成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重要取径。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十七年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调查 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治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中国近现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相当显赫的地位①。1950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② 1949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地位之跃升，固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因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充分凸显近现代史的认知和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十七年（1949—1966）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多有批评，甚至将之视为完全政治化的产物。但实际上，十七年间近现代史学科自草创至繁荣发展，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其成就不容一笔抹杀。 对于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就，已有学者予以阐发③。而近现代史领域对社会历史调查方法的倡导和实践，既有的史学史研究却甚少论及④。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实地调查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青睐，被视为“对于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的科学方法⑤。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 从十七年间近现代史调查的理念、构想来看，与今天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田野调查多有相似之处⑥。其具体实践虽不无局限，但参与者不畏艰难潜心投入，仍有值得总结、取法之处。当今田野调查的理论方法均取白海外，而前辈学人投身实地历史调查的种种努力却湮没无闻⑦。学术发展需温故知新，无视本土的学术传统资源，一味眼光向外未必可取。本文欲聚焦于十七年间近现代历史调查，寻绎其理论渊源，梳理其实际情形，总结其利弊得失，力图展现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具特色的一个面相，以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为今天的史学发展提供借鉴。 与民国时期相比，1949年后的近现代史研究在研究重心与史料眼光上均发生了显著转换。 罗家伦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之一，他在1931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⑧。在他的倡导下，当时主流学术界以中外关系为近代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且形成极重视档案的学术规范。蒋廷黻指出：“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⑨陈恭禄亦强调，治近代史应“首先搜集原料”⑩。他们所谓“原料”主要指原始档案。蔡元培更明确宣示：“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11）顾颉刚强调清代档案是“直接史料的大本营”。在这种史料眼光之下，清代档案于30年代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12）。对档案的重视也决定了近代史论著的评价标准，如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因未用档案材料，被萧一山批评日：“他的著作虽能一时独擅史林，尚难称之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13） 总体说来，民国时期的近现代史研究重视档案史料，罗家伦、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尤偏重官方的政治和外交史料，体现了精英史学的眼光。民国主流学界忽视下层民众，对于近代史事的调查多未措意。因此，有研究者对此曾批评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不重视学术研究，不从事有组织的历史调查，造成了历史研究方面的无可补救的损失。”（14） 自晚清以降，倡写“民史”的呼声始终不绝。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15）。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为主要对象。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史学（16）。1949年后，唯物史观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人”之观念得到普及和强化，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因之乾坤颠倒。翦伯赞明确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17）至于近百年史，“首先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作近百年历史的主体”（18）。自1954年至1957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界通过分期问题讨论，形成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近代史诠释体系。这一学科体系将关注重心引向下层民众及其反抗运动，有别于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为主体内容的近代史学科模式。 十七年间，历史研究重心发生“眼光向下”的转移，研究者看待史料的眼光也相应发生转换。陈恭禄于1957年受时风影响，提出“当认识史实的阶级性”（19），但仍被批判为“只推崇封建朝廷的公文档案，轻视人民革命的史料；只推崇反动官僚的文集、日记、年谱等等，而忽视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史诗纪实”，“充分暴露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史观”（20）。 但是，要获得“人民革命的史料”却并非易事。因以往的史学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基本居于失语状态，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写“民史”难免成为无米之炊。欲破解此一难题，还须另辟蹊径。十七年间的近现代史研究在如何获取史料上形成了与民国时期有异的理念与取径，即由图书馆、档案馆翻阅档案文献转为强调实地历史调查。所谓“历史调查”即“历史工作者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挖掘、搜集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研究之用”（21）。大略而言，十七年间的历史调查主要包括口述访谈、民间资料搜集、史迹考察等内容。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其著名论断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22）。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1956年至1964年得以展开，取得了重要成绩。不过，将历史调查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方法，主要还是直接来自1951年“武训历史调查”的示范与启发。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所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由江青领导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调查，形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连载。由于权力中枢直接介入，武训批判很快演变为1949年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批判运动。对于武训历史调查，以往研究者多诟病其先有“定论”、歪曲史实之弊，而鲜少注意其在方法论层面对于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不仅为批判武训提供了证据，还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现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史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郭沫若强调，《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23）。赵憩之认为，不惟正史不可靠，“即是野史和笔记也有许多靠不住……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删除那些靠不住而发见（现）靠得住的一种新史学的典型。它教给我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分析，怎样鉴别。治史学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会整理出来新的人民历史”（24）。黄元起则进一步阐发指出，《调查记》“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一，必须面向人民大众进行调查，发掘历代人民生活的实物；第二，必须访问民间的舆论，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仿照武训历史调查的先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工作”（25）。《历史教学》在一篇社论中更强调：“在搜集史料工作中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武训调查记》。这一件调查工作，不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且使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所指示的调查研究的方法。”（26） 直接受武训调查启发，陈白尘等十人于1952年组成“宋景诗历史调查组”，前往聊城进行两个月的调查，共计调查163个村镇、724人，记录原始谈话材料约18万字，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指出，宋景诗历史调查“不但使久经湮没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史迹，得以重见天日，廓清了过去统治阶级所强加于人民的诬蔑与污辱，而且提供了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近百年史的重要方法”（27）。 武训调查和宋景诗调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示范。由政府组织的“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明确表示：“实地调查是发掘近代史资料的一条良好道路，‘武训历史调查团’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榜样。”（28）也有研究者宣称：“前几年所曾经进行过的关于宋景诗起义的调查，在这方面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29） 诚然，十七年间的历史调查并不限于近现代史，但确以近现代历史调查为主。或因“近代”与“现代”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其事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尚少失实，近现代史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30）。如华岗所言：“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31）林言椒亦指出：“实地调查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不少史实在群众中保留着许多宝贵的口碑。”（32）曾投身回民起义调查的马长寿指出：“事实证明，近百年来的我国历史，通过调查方法，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问题的……为了纠正史料的谬误并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实的真象，历史调查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33） 概而言之，“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在这一理念与取向的指引下，史学关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层社会。走出书斋，从实地历史调查中寻求史料，成为十七年近现代史研究颇有影响的一种取向。 在5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过程中，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以1919年为界，被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这种分割通过学科体制固定下来，影响深远。虽然50年代的学人对之抱较为开放的态度，并未将1919年视为不可逾越的樊篱（34），但在十七年的学术语境中，“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还是有着分明的学科界限，因而此处分别予以论述。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属于“三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自然吸引了最多的关注。这三大史事涉及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均组织了颇具声势的实地调查。 太平天国运动在十七年间最受学界关注。广西省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1954年组成“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赴金田、紫荆等地，访问291位老人，记录八万字原始资料，形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书》并出版（35）。广西于1959年成立通志馆，副馆长吕集义组织研究人员11人，于1960年3月至9月共四次深入太平天国早期活动的16个县市，访问600余位老人，记录口碑资料近40万字。1961年七八月间又组织人员到桂平、贵县等地进行商品经济和手工业专题调查，对金田地区做土地问题典型调查，最后编成《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36）1962年至1963年上半年，广西通志馆组织研究人员到玉林等32个市、县调查石达开回桂等史实，访问300多位老人，记录近20万字资料（37）。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100余人于1956年6月间在苏州、无锡等地进行“太平军在苏州”调查（38）。1958年11月，杭州师院历史系赴绍兴等地调查太平天国起义，访问28人，召开六次座谈会（39）。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于1965年赴合肥、安庆、南昌、九江，以及天津、济南等地，进行40余天的太平军北伐、西征历史调查（40）。 辛亥革命亦成为近代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1955年湖北成立“征集辛亥首义史料小组”，向首义老人征集史料（41）。在1961年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实地调查的方法颇受研究者重视。戴学稷《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一文便主要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所作调查访问资料写成（42）。湖北方面则开展了“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地区工商业情况的典型调查”和“辛亥革命前两湖会党的调查”（43）。扬州师院历史系1957年成立“中国近代史乡土资料调查队”，赴上海、苏州等地采访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历时近三年，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44）。由祁龙威整理的调查资料提交辛亥革命讨论会作为献礼，邵循正推荐祁龙威在大会上介绍实地历史调查的经验（45）。篇幅达50万字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6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陈旭麓撰写书评予以高度评价（46），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亦引用此书的调查报告。 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相比，义和团运动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较为贫乏。文献无证，实地调查便显得尤其重要。山东作为义和团的发源地，极重视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调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听取中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义和团调查提纲，于1960年初派56名师生分赴鲁西南、安徽、江苏、河北四省27县调查；1965年底至1966年初，41名师生分赴鲁西南、河南、河北等三省34县调查。这一调查前后共取得近100万字颇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称许和重视。（47）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市文化局合作，于1958年至1960年组成“天津义和团运动调查队”，共采访1114人，其中团民123人，获得几十万字的口述资料，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油印成册，深受学界称道（48）。四川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也在四川、河南等地开展义和团史事调查（49）。1959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对京津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五天的实地调查，访问了当年参加义和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50）。 除“三次革命高潮”之外，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层民众的反清起义均成为历史调查的用武之地。这些调查数量繁多，难以尽述，只能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捻军影响较广，颇受重视。1957年底，安徽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派调查小组至涡阳、亳县进行为期三周的调查访问，走访93个村镇，访问324位老人和干部（51）。1958年秋，历史研究室正式组织“捻军调查组”，赴皖北涡阳全县和蒙城、亳县、濉溪及河南永城，进行为期两月的捻军史实地调查。调查组拟订《捻史调查计划和提纲》，共调查大小集镇村庄300余个，访问1000余人次，搜集到大量有关捻军的口述资料。（52）合肥师院历史系也在1961年组织进行了捻军历史调查（53）。 再如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震惊清廷，统治者的档案文献称之为“回乱”。1956年3月至1957年6月，民族学家马长寿组织西北大学师生，在关中地区18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大量详细史料（54），整理后编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55）。 对于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调查也所在多有。广西成立中法战争史调查组，自1960年3月始，历时半年，调查了广西宁明、龙津等地，及广东钦县七县，南宁、凭祥二市，编写出《中法战争调查记》（油印稿）（56）。广州市人民政府民教科于1951年6月28日在三元里区召开调查会，着重调查平英团发生、发展和斗争之经过（57）。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工作团”进行实地调查（58）。华中师院历史系组织人员赴圻春、武穴等地进行教案调查，所获调查资料为章开沅写文章所用（59）。四川大学历史系、西南师院历史系则组织调查了1886年爆发的四川大足教案（60）。 近代史调查大多发挥地域优势，着眼于调查本地的近代史事，但也不乏跨越地域的调查。如华南师院历史系几名教师于1957年赴山东各地以及河北的天津、保定、北京，进行义和团史事实地调查，历时57天，收获颇丰（61）。一些近代史研究者也根据个人兴趣或研究所需而进行调查。如中科院近代史所的荣孟源1950年即赴山东调查捻军遗迹（62）。朱偰于1952年到捻军领袖张乐行家乡——安徽省涡阳县张老家村，调查访问张乐行从曾孙张羹材，理清张乐行家族世系，并提出张禹爵与张五孩并非同一人（63）。江地于1958年至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专门进行有关捻军的调查访问，历时40天，获得蒙城、涡阳两地捻军领袖后人的不少口述资料（64）。祁龙威也专门就东捻军失败、赖文光被俘进行调查（65）。钟文典、萧辛于1956年夏进行“永安教案”调查（66）。最为有名的当属彝族学者刘尧汉。他对哀牢山区11县先后进行四次实地调查，发掘出清代哀牢山区以李文学为首的农民起义。此次起义以彝族为主体，并有汉、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参加，历时23年，声势颇大，却不见于正史记载。调查材料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1957年第3期和1963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科院近代史所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也引用了这些资料。 近代史实地调查所得材料往往颇具影响。如学界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社学”的性质和作用存在争议。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乃于1960年初分头调查115个乡村，访问611位老人，共调查了38个“社学”，并据此认为“社学”由地主士绅所掌握，在反侵略斗争中并未起过组织领导作用。这次调查及其结论受到学界高度关注。（67）“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被多种著作载录。谢商等人辗转找到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源昌号”的老职工及祝氏次子进行调查，经分析认为所谓“源昌机器五金厂”竟是祝氏为骗取清政府的爵赏而虚构出来的（68）。 在十七年间，中国现代史（1919—1949）实质上被纳入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与意识形态建构具有一定同构性。因现代史离当下更贴近，实地调查也更为便利可行。何遂在1957年全国人大会上建议，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应该抽出力量来调查整理当地现代史资料，以此推动现代史研究（69）。 中国现代史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故在十七年间得到大力提倡，但其实际状况难如人意。在1956年7月高教部召开的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上，各校课程表上的“中国现代史”只是空有其名（70）。1956年制定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将“中国现代史（1919—1949）”作为“需要加强的空白和薄弱学科”（71）。1958年“厚今薄古”讨论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实地调查作为加强现代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受到推重。尤其是曾作为革命老区、有较多革命史资源的地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推动下，现代革命史与党史调查一度形成热潮。 湖北省委对党史调查最为重视，于1958年成立湖北省委党史调查团，以高校历史系师生为主力军。1958年11月，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50余人奉省委之命，赴鄂豫皖根据地12县调查党史，历时三个月，先后访问7247位革命老人和当地农民，召开1476次座谈会，搜集各种原始资料（卡片、回忆录、调查访问录）约861万字，搜集革命歌谣600多首，并根据这些资料编写出各县的党史资料汇编（72）。华中师范学院师生100余人于1959年元月深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党史调查，访问老人和群众907人，举行座谈会468次，收集资料170余万字，编写洪湖、荆门、石首、长阳等四县革命史初稿和大事年表（73）。 1958年12月，江西省委组织干部和江西师院历史系师生共150人，组成“赣东南革命史料调查工作队”，分赴瑞金、兴国、宁都、广昌等十五县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革命历史调查，共访问4095名革命老人和群众，举行了532次座谈会，收集和整理各县、公社综合资料、专题史料、革命故事、访问记录等材料达816万字，且于1959年编纂出《中央苏区胜利县革命史料汇编》《宜黄革命史资料》等（74）。 海南师专文史科师生在海南区党委指示下，于1959年2月组织“海南革命历史调查组”前往海南各苏区进行调查，整理出史料540件，计40余万字（75）。 高等院校也积极主动地投身现代革命史调查之中。如合肥师院历史系学生在皖南地区进行党史调查，撰成《抗日战争时间新四军在皖南革命斗争的概述》（76）。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自1958年开始考察川北老革命根据地，1959年暑假又组织调查搜集成都、重庆、华蓥山等地的革命史资料（77）。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师院历史系师生共42人组成“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地区调查队”，于1959年4月至6月赴川北进行革命史调查，在通南巴三县19个区，访问当年的革命干部和群众1700余人，编写出15万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简史》（铅印本）（78）。 革命史调查也并不限于本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师生40余人于1959年初赴广西僮族自治区革命根据地调查革命史，先后至百色、康兰等地调查收集了一批革命史料，编成右江、左江、柳北、马泗等地的革命史资料（79）。厦门大学历史系于1959年初组织师生深入福建长汀、上杭、平和、漳州，江西瑞金、广东梅县、海南等17个县市的老根据地，调查访问近2000人次，收集资料500余万字，写出《闽西人民革命史》《闽南人民革命史》，上杭才溪乡等老革命根据地史，以及六个侨乡的调查报告（80）。 在革命史和党史的相关调查中，高校历史系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各省的专业历史研究机构亦不可忽视。如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即着重研究湖北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首先是从革命根据地史料调查开始的”。1958年4月至11月，这一机构完成了红安、麻城两县的革命根据地史料调查，共收集30万字的史料。（81）中科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在1958年至1960年间，先后八次进行焦作煤矿史、白狼起义等专题历史调查（82）。 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后，撰写厂矿史、公社史蔚然成风，且与中国现代史（党史、革命史）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劳动中进行调查访问，和劳动人民一起编写工农商学兵的历史”（83）。南京大学历史系“规定学生在四年级下学期做毕业论文时，以进行调查实习为主，学习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写劳动人民本身的历史”（84）。西北大学历史系则“组织了青年助教和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工厂农村，作实际调查研究工作，目的在于编写一部劳动人民的历史”，大家认为“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编写劳动人民的历史，生产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的新道路”（85）。 1963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兴起“四史运动”（指家史、村史、工厂史、公社史），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86）。由于“四史”与现代史时限接近甚至重合，胡华强调指出，“四史运动”可以“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以及经济史、文化史等，提供极为丰富而确凿的史料纪录”（87）。编写“四史”特别着重实地调查，实质上“是一次深入细致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的过程”（88）。难以计数的“四史”著作大多完全依据实地调查资料来撰写。 以上所列不免挂一漏万，但可管窥当时现代革命史和党史调查的规模与声势。这些调查多为大兵团作战，难免带有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特色，动辄以百万计的资料收获实际上也含有相当水分，但对于地方现代革命史、党史资料收集之功也不可轻忽。 总体说来，十七年间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所进行的历史调查多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多由各省、市政府部门主导组织，以高校历史系师生、历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为调查主力，因而涉及面广，整合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这种由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历史调查往往能发挥地域优势，多注重调查本地区发生的近现代史事，力图为区域史撰写提供丰富的资料。尽管如此，从实际情况来看，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的声势规模并非正相关。其次，调查访问对象注重阶级成分，主要集中于下层普通民众。有研究者认为，“史料绝大部分是流传在劳动人民的老者手中”（89）；南开大学所进行的义和团调查强调其“材料大多数出自劳动人民的口述，具有极大的真实性”（90）；陈白尘不无自豪地表示，调查对象均为“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耋耄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许多伪造和错误，许多被掩饰、阉割的历史也由它得到了补充”（91）。 当然，这两项调查的基本面貌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当时整个近代史学科相对成熟有关，近代史调查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较为系统，所得资料刊布者颇多，且备受学界关注，并引发学术讨论。现代史调查兴起于“大跃进”期间，受强势单一的意识形态影响，所获调查资料本身质量难以保证，且中国现代史学科发展相对滞后，革命史和党史的学术研究在十七年间受到多方面制约。虽然现代史调查资料相当丰富，但整理公开出版者甚少。有现代史研究者坦言：“58年后，省委曾组织了一些同志去搞调查，原始资料堆了一屋，整理出来好几本，但不敢公开，不敢引用。”（92）现代史调查资料大多只能以内部资料、油印稿等形式存在，其中部分虽已为编写地方史志所用，但影响毕竟有限（93）。 十七年间的中国近现代史实地调查蔚然成风，且受到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媒体常有关于历史调查的报道。不过当时多由各省市党政机关组织本地研究力量，进行区域性的历史调查，少数由研究者自发投身调查。这些调查力量之间缺乏协调和整合，不少调查成果也未能及时整理刊布。鉴于这种情形，全国政协于1959年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着眼于收集整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录；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机构，被寄予促进近代史学科发展之任，也一度欲在推动近现代历史调查中发挥引领作用。 近代史所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范文澜十分重视近现代历史调查。近代史所的王来棣研究中共建立时期的历史。在范文澜介绍安排下，从1956年5月开始，她对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人进行调查采访，至1957年5月共采访30余人（94）。刘尧汉用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所写的一篇文章，范文澜撰文大加赞赏，“我认为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几无史籍可稽’”，并将调查所得史料比做“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95）。范文澜还曾感慨道：“我年纪大了!事情也多了!对实地调查已经有心无力。只好把别人做的视同自己做的了。”（96） 1954年近代史所创刊的《近代史资料》成为全国性的近代史资料收集中心，其征集史料的办法就是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97）。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颇具象征意味，此后陆续刊登了不少近现代历史调查记录和调查报告。 为推进中国现代史（1919—1949）的研究，近代史所与教育部于1958年联合召开讨论会。近代史所提出《关于收集整理现代史资料的计划草案》，包括报纸杂志的整理重印、文集的汇编、调查访问等三大项，提出联合组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协调全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迅速集中整理出版各地现代史资料调查成果作为当务之急（98）。 1958年，近代史所制订了一个近现代史调查访谈计划，提出由近代史所负责邀集有关研究机构、各高校历史系、高级党校、军事学院等共同商讨具体调查办法，制订访问计划，确定分工（99）。1962年12月，近代史所复提出《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工作组，负责与各有关机构的联系协作，以推进调查征集历史资料的工作，并立即着手组织政协委员中的资本家提供经济史资料、组织在押人犯提供秘密结社史资料、通过民建和工商联调查征集工商企业账册等各种文物资料（100）。 1963年10月间，胡乔木数次找时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和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商量如何加强近代社会历史调查。1964年2月7日，杨东莼与刘大年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信中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过去学术界也作过一些，但还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许多有现实意义而又值得研究的东西，资料还很缺乏，需要进行实际调查。在研究方法上，调查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不能限于书本知识和前人提供的资料。现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条件很好，越往后这种便利条件越将减少，因此，需要争取时间”，并建议“调委会”应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设立办事机构，以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调委会”主要职责为制定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等。该信初步确定应着手的调查项目：（1）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状况；（2）中国近代各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3）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情况；（4）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101） 杨东莼于1964年2月7日致函刘桂五，提出“调委会”人选（102）。2月29日，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即复函表示同意。3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致函近代史所，同意启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章（103）。此后，杨东莼、刘桂五等人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从华中师范学院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4月3日在近代史所召开筹委会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做长篇发言，并批评当时史学界的几种偏向，如抄旧材料，贴新标签；有框框，无材料；找孤证；随意引用经典著作（104）。是年5月，“调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 在调查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杨东莼、刘大年等人提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该意见指出，“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国遗留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和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还应该看到，熟悉历史故事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散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并特别强调历史调查应坚持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以专业队伍为主）结合；调查所得材料必须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形成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交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名义出版（105）。 在“革命”叙事的制导下，十七年间的近现代历史调查虽然对近现代工商业发展也有所关注（106），但无疑以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革命”为主要调查对象。而“调委会”所列调查项目不但突破了区域限制，也远远超越了下层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内容，且突破了以近现代历史事件为中心的调查格局，着眼的是整个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诸如农村破产和农民生活、手工业中的行会、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农村的阶级分化、土匪产生的原因、秘密社会、封建迷信团体、黑暗社会、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皆为调查对象。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买办制度和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北洋军阀的兴起衰亡、租界等，亦在调查范围之内。此外，“调委会”还制定了十余种“调查意见书”（107）。由此可见，其调查规划相当庞大，颇具雄心。 在1964年5月召开的全国近现代史讨论会上，部署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26日上午，杨东莼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的报告（108）。在6月2日召开的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杨东莼、刘大年就部分重点调查项目作了明确分工部署：北洋军阀调查由天津历史所负责，买办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民族资产阶级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吸收上海工商联参加（109）。 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开始踌躇满志地开展工作。当时根据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110）。其他项目也着手进行，如王来棣与杨东莼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临城劫案等（111）。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当年身与其事的章开沅多年后还深感惋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计划独占鳌头。”（112）可惜当时阶级斗争之弦日趋绷紧，“调委会”工作未及全面展开，便渐趋瘫痪，名存实亡。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调委会”的种种设想规划自然已无落实的可能。 注重实地调查本为中国史学传统，司马迁为写《史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113），实地调查有莫大之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兰克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官方档案文献备受重视，实地调查遭到冷落。 十七年间，不少学人从书斋、档案馆走向田野，通过实地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一个时代的学术取向无疑深受时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十七年近现代史实地调查的兴盛，虽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却不可简单归结为史学“政治化”的产物，学人投身历史调查也并非被迫。总体说来，近现代史研究者因衷心服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义，而将实地调查作为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之必要途径，因而对之倾注了相当热情。有人明确宣示：“我们今后不能再回到埋头于书斋、文献写历史的老路，而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把走出学校在现实调查中得来的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从而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写出真正的人民的历史。”（114） 重视历史调查的理念与实践，使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颇具特色的形态。下层民众反抗清政府、反抗列强的史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以及工商企业发展史料等，都通过历史调查被大量挖掘出来并受到广泛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书写的重要史料依据。这些调查资料带有抢救性质，随着时过境迁后调查对象故去，尤见其价值。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史料与史学本为一体两面，近现代历史调查不仅是一种收集史料的方法，其本身也参与了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范式的构建，成为当时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近现代史研究状况，也影响到近现代史著作的面貌。 但毋庸讳言，十七年间时代政治环境给历史调查带来的局限亦无可回避。首先，历史调查范围偏于狭窄。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制导下，关于下层民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调查受到极大重视。如论者所谓，这种“民史”中的下层民众仍是作为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115）。虽也有关于工商企业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调查，但总体说来，在十七年历史调查中，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面相未能得以展现。 其次，十七年的不少历史调查往往也或多或少承袭了“武训调查”结论先行的弊病。因片面强调鲜明的阶级立场，调查及所得材料带有较强的选择性，自然难免偏僻，势必影响其学术价值。如广西组织的太平天国调查已带有太平军“纪律严明”的先入之见。当有访问对象说“太平军攻破全州城后，屠城三天”，这种资料自然不被采信，且归咎为访问对象是“未改造好的反动人物的后代”（116）。1958年后兴起的“四史”调查更将“阶级教育”的政治功利目的置于学术诉求之上，“今昔对比”“忆苦思甜”成为主导历史调查的核心理念，“四史”也就难免模式化，成为所谓“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117）。 还须看到，历史调查受时间这一自然规律所限，且历史调查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若过于倚重历史调查资料亦难免偏颇。比较理性的看法是：“以调查材料补文献不足的缺失，以文献资料纠正记忆和口传可能产生的差错。这是搜集和整理近现代史资料的好办法。”（118）实际上，50年代大陆学界并未忽视档案文献资料，由中国史学会集合多方力量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即以档案史料为主。但在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后，以实地历史调查为唯一可靠的近现代史料依据、轻视档案文献史料的激进观念开始蔓延。一直相当重视实地调查史料的《近代史资料》也被批评为“长期以来存在追求珍本秘笈的倾向”（119）。 既有的近现代历史调查范围过于狭窄，学人对之亦有所体认。1964年成立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着眼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大大拓展了调查对象与调查范围，试图从历史调查中获取有关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史料，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认识。自其构想来看，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社会史研究所推重的田野调查多有相似之处。如何从十七年的近现代史调查实践中挖掘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资源，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内涵有异。在十七年的语境之中，学界将1840年至191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而将1840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称为“中国近现代史”。 ②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③参见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难有真正意义的突破，皆因十七年的近代史研究“实际已成就为一座高峰，后人欲行超越，并非易事”（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④以笔者所见，仅有杨祥银在论述当代口述史学时简略述及50年代关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的调查。参见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⑤徐仑：《注重历史调查和史料整理》，《文汇报》1964年1月21日。 ⑥十七年间的实地调查强调要有“鲜明的立场、观点”，“眼睛向下、深入群众的作风”，提倡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与社会史田野调查倡导的“参与体验”以及“从底层向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实有暗合轨辙之处。 ⑦曾业英就认为，如今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并非西方史学的新创造，实质上同“文革”前大陆学界的社会历史调查并无根本差别。采访曾业英记录（2010年12月15日）。 ⑧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第51—80页。 ⑨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蒋廷黻选集》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5页。 ⑩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页。 （11）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1930年），《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513页。 （12）顾颉刚：《禹贡学会的清季档案》，《文献论丛·论述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年，第71、72页。 （13）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国近代史论丛·史料与史学》第1辑第1册，第94页。 （14）王庆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评介》，《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日。 （15）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6）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7）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1950年第2期。 （18）林增平：《胡适历史唯心主义怎样污损和歪曲中国近百年历史》，《湖南师院学报》1956年第1期。 （19）陈恭禄：《介绍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历史教学》1957年第6期。 （20）许整意：《批判陈恭禄先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历史观》，《历史教学》1958年第7期。 （21）区骊：《怎样进行历史的实地调查》，《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 （2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23）郭沫若：《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8月4日。 （24）赵憩之：《武训历史调查记录新史学》，《历史教学》1951年第10期。 （25）黄元起：《〈武训历史调查记〉所提示的治史方法》，《新史学通讯》1卷6期（1951年9月15日）。 （26）《庆祝祖国四年来的成就加强历史科学工作》，《历史教学》1953年第10期。 （27）《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编者按》，《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日。 （28）《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页。 （29）江地：《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8期。 （30）如刘尧汉坦言，他对沙村的调查访问限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之历史，而明末以前“因历时久远，多已不能从现实中询得其材料”。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31）华岗：《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新华日报》1943年8月8日。 （32）林言椒：《实地调查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文汇报》1962年9月16日。 （33）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纪录序言》，《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34）如1952年9月，范文澜在近代史所报告五年（1953—1957）计划，提出以近30年史为要点（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未刊稿）。中科院近代史所一直以1840年至1949年为实际研究时限。 （35）《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前言》，第1—4页。 （36）《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页；《广西通志馆人员深入十五县市调查访问收集和整理出一批太平天国史料》，《光明日报》1961年2月2日。 （37）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资料未能出版。至1989年，这些资料经精选编入《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通志·社会科学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38）《“太平军在苏州”的调查取得成绩》，《光明日报》1960年7月14日。 （39）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浙江地方史”编委会：《下乡调查太平天国史料的收获和体会》，《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5日。 （40）郭存孝：《太平军北伐、西征的历史调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7日。 （41）《参加辛亥革命首义老人编纂武昌首义史料》，《人民日报》1956年9月8日。 （42）“戴学稷来函”（1961年9月26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讨论会》，近代史所档案。 （43）“李克仁、欧阳敏宣来函”（1961年7月29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讨论会》，近代史所档案。 （44）《扬州师院调查辛亥革命史料》，《光明日报》1960年9月16日。 （45）《扬州师院来函》（1961年9月20日）、《祁龙威致黎澍函》（落款时间仅标明“国庆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讨论会》，近代史所档案；祁龙威：《编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的两点经验》，《扬州史志资料》第1辑，1981年。 （46）陈旭麓：《一本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地区史料》，《文汇报》1962年9月18日。 （47）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前言》（上），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何书彬：《“被评价”的义和团——对话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苏位智》，《看历史》2010年第5期。 （48）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6期。 （49）史师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和资料整理简介》，《新建设》1960年第10—11期；马汝珩：《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与资料整理》，《光明日报》1960年9月17日。 （50）张安民：《义和团团员访问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3期。 （51）《捻军革命活动史实采访实录》，《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捻史调查计划和提纲》，《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52）马昌华：《捻军调查记》，《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捻史调查计划和提纲》，《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53）《合师历史系进行实际调查获得不少关于捻军的史料》，《安徽日报》1961年3月10日。 （54）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纪录”序言》，《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55）因牵涉民族问题，书稿在当时被提到政治路线高度予以否定，几经周折，至1993年方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拜学英：《悲壮的历史不屈的往事》，《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 （56）《广西通志馆调查研究中法战争史》，《光明日报》1961年5月5日。 （57）《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58）《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1—2期。 （59）章开沅：《一九○○年前后湖北地区的反洋教斗争》，《理论战线》1960年第5期。 （60）历史系调查组：《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八年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西南师院历史系：《关于余栋臣反帝起义斗争的研究》，《文汇报》1962年3月7日。 （61）《鲁北义和团调查概述》，《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4期。 （62）江地：《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8期。 （63）朱偰：《捻军领袖张禹爵和张琢》，《历史教学》1954年第10期。 （64）江地：《雉河集调查记》，《山西师院学报》1959年第4期。 （65）祁龙威：《东捻军失败与赖文光被俘事迹调查简记》，《光明日报》1958年2月3日。 （66）钟文典、萧辛：《1898年的“永安教案”调查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67）《中山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对于“社学”性质和作用问题提出新看法》，《光明日报》1961年1月24日。 （68）谢商：《关于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的调查》，《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谢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的调查》，《红旗》1961年第11期。 （69）《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何遂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 （70）孙思白：《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为什么至今这般寥落》，《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7日。 （71）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年，第23页。 （72）《武汉大学历史系为编写地方党史进行调查研究》，《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总支：《鄂东地区党史调查工作总结》，《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73）湖北省委党史调查团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分团：《关于党史调查的几点经验》，《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3期。 （74）《江西40年：社会科学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页；朱春根：《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深入调查编写革命斗争史》，《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75）王裕华：《海南师专收集整理海南地区现代革命史资料》，《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76）张海鹏：《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科学研究的跃进情况》，《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 （77）陈泽远：《西南师范历史系科研工作蓬勃开展》，《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 （78）《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革命史料》，《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79）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广西党史调查团：《灵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前言》（1959年3月）、《东山瑶族人民起义》（1959年12月）、《郊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959年3月）、《龙胜地区的革命斗争》（1959年3月），1959年。 （80）李强：《编写〈闽西人民革命史〉的经过和体会》，《论坛》1959年第1期；李祖弼：《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跃进中》，《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孔永松、李祖弼：《厦门大学历史系开展调查实习》，《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81）《湖北红安七里坪区革命史调查工作的几点体会》，《理论战线》1958年第8期；《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的研究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82）《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情况》，《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83）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在劳动中写劳动人民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页。 （84）施一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学改革及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 （85）文暖根：《西北大学历史系整风运动后科学研究中的新气象》，《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86）赵有福、黎凯：《试论编写和研究“四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87）胡华：《面向现实编写“五史”》，《光明日报》1964年3月12日。 （88）陈匡时：《编写“四史”为历史科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文汇报》1965年9月23日。 （89）区骊：《怎样进行历史的实地调查》，《史学月刊》1965年第3期。 （90）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前言》，第4页。 （91）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92）“左建发言”（1964年5月22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近代史所档案。 （93）笔者了解到，各地方档案馆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党史、革命史调查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值得加以系统整理。 （94）采访王来棣记录（2010年7月19日）。 （95）刘尧汉此文题为《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一个实例》，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 （96）蔡尚思：《论述范文谰》，《蔡尚思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606—607页。 （97）《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 （98）孙思白：《〈中国现代史〉讲义编写工作和现代历史资料整理工作讨论会情况介绍》，《史学月刊》1959年第1期。 （99）《人物访问计划草案（初稿）》（1958年），近代史所档案。 （100）《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1962年12月），近代史所档案。 （101）“杨东莼、刘大年函”（1964年2月7日），《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近代史所档案。 （102）杨东莼提出，以刘大年，黎澍代表近代史所，何干之、胡华代表人民大学，金灿然代表中华书局，翦伯赞、邵循正代表北大，肖贤法代表宗教局，严中平代表经济研究所，陈元晖代表教育研究所，侯外庐、吕振羽代表学术界，“此外，工商管理局，政法、侨委，以及沪、穗、武汉等大城市各需要推举一位”。“杨东莼致刘桂五函”（1964年2月7日），《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近代史所档案。 （103）“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来函”（1964年3月26日），《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近代史所档案。 （104）章开沅：《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80页。 （105）“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1964年），《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近代史所档案。 （106）如恒丰纱厂、大隆机器厂、瑞蚨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资料集均有大量调查访问记录。据史惠康：《关于企业史料工作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0期；《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页；《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页；《北京瑞蚨祥·前言》，三联书店，1959年，第2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编辑说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107）主要有《北洋时期国会问题调查意见书》《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意见书》《买办阶级调查意见书》《江浙财阀调查意见书》《商会调查意见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意见书》《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意见书》《农村调查意见书》《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意见书》《租界调查意见书》。参见《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近代史所档案。 （108）“杨东莼报告”（1964年5月26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109）《1964年近代史规划会议记录》（1964年6月2日），近代史所档案。 （110）章开沅：《实斋笔记》，第30页。 （111）采访王来棣记录（2010年9月30日）。 （112）章开沅：《实斋笔记》，第31页。 （11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3页。 （114）许师谦：《到劳动中去和劳动人民一起写工农商学兵的历史》，《光明日报》：1958年10月27日。 （115）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116）区骊：《怎样进行历史的实地调查》，《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 （117）姜智：《编辑“四史”读物的初步体会》，《文史哲》1965年第4期。 （118）陈旭麓：《一本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地区史料》，《文汇报》1962年9月18日。 （119）《重视工人群众的历史研究》（1958年），《高研组整风意见》，近代史所档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