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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2014-12-24） 如果要把我的介绍加一个题目的话，我很愿意用“二里头的中国之最”来概括。跟前面几位专家介绍的不同，有些朋友听着二里头会觉得比较陌生。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和《二里头（1999—2006）》这个报告的主持人，我愿意用几句话给二里头画一个像。 首先，正像刚才李培林院长介绍的那样，如果做一个整体定位的话，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那么，新世纪以来，我们又给二里头增加了哪些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呢？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我们发现了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车辙；中国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大量的珍贵遗物。这些对于上古时代“中国特色”探索的成果，都详尽地展现在这部厚厚的报告里。 这是内容方面。形式上这部报告还有几个“之最”。首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换句话说，可以说是多兵种作战最齐全的一个遗址。合力攻关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国考古学界是罕见的。我们的多学科研究涉及到年代学、自然环境（人际关系）、人类自身的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等，这是领域。手段上则有勘探、调查、采样、鉴定、测试和分析，可以说，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 第二个之最，是《二里头（1999—2006）》这部报告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在大家手里的资料中可以看到，院内外、国内外的作者达到62人，其中我们只有3个人是田野考古的，其余的都是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田野工作的研究人员、技师和实习学生近百人。 第三个之最，《二里头（1999-2006）》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这里的遗址类不包括墓葬、墓地，长城的报告肯定要更大，我们的报告在遗址类中应该是体量最大的。它的总字数，即版面字数420多万字，纯文字达到将近270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总计五册，其中三册是文字、线图，一册是彩色图版，还有一册全是表格，给出了详细的信息。  但体量大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体量背后的理念。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复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应该控制发掘面积已经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共识，因为挖掘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应该把遗产更多的留给子孙后代，要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那么，在单位面积内获取信息的多寡，信息能否最大限度的再利用，能否作为详实的科学证据用于深入研究，就成为判定一部考古报告优劣的重要标尺。 目前，考古学科乃至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处于转型期，面临学术碎片化，对学科之间整合研究的呼唤，迫使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尝试、在探索，这份报告就是具有浓厚的探索性质的一份答卷。已经有业内的学者认为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我们所不敢当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清醒地意识到，这表明其既具有创新性，同时又是阶段性的和有待于完善的。  我们这部报告可以用“十五年磨一剑”来形容。所有科学研究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不例外。1999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40周年之际，我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当上了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第一任老队长他们从1959年开始发掘，到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到我们这是第三代。我们发掘了七年多，整理编写了七年多。今年，我们考古研究所召开了“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十五年过去了，我们提交了这样一份答卷。就我个人而言，1999年36岁时接任二里头队队长，如果说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而今年51周岁，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人生阶段。这就是考古人的真实状态。 曾经有年轻朋友形容我们的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我说，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放牧，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如果是后者，你会有放牧后对青春的收获。 谢谢大家！ （全文来源：许宏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2v72p.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