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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升远(1982-)，男，辽宁大连人，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和中国的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史研究。 【原刊信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内容提要】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争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磨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 【关 键 词】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北京书写/北京形象/文化侵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WW013)；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2CG53)；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3YS042)；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A－7061－10－YGZA11)的阶段性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域外来客如果想窥斑见豹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话，将“北京”作为首要观察视窗不能算是错误的选择。当然，他们在北京的实地见闻、体验以及有关北京的观察、评论，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同胞对中国的认识。 1906年来华访游的德富苏峰指出，“大体看一看北京，清国当今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就可以略见一斑”。[1](P401)佛教净土宗本愿寺教学参议部总裁武田笃初在为他那本书撰写的跋语中，转述教学参议部录事本多惠隆之语亦称： 自汉口至北京二千五百清里，其间有几多村落，及古来英雄战争之地，一寓目于此，则今时风俗人情及古来英雄一起一伏之迹，可以概览矣。北京雍和宫，则可以卜喇嘛宗教之盛衰矣；登八达岭眺万里长城，则往古御戎之遗址，今犹骇人目矣；接李鸿章貌采，察其为人，则清国外交之巧拙可推知也。[2](P1～2) 我在《日本文学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一文中提出，在日本文学“上海学”成果迭出、已几成显学的今天，北京意外地成为被中日学界人所遗忘的“富矿”，不是没有缘由的，并且初步探讨了日本文学视域中“北京学”在材料、事业、方法、意义上不同于/超越“上海学”的路径与方法。[3] 在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在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中“北京”因素出现、传承的流变史，从而为描绘梳理出作为底色的整体框架背景提供必要的知识谱系，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所在。 一、都城迁移 来华路线 华夷秩序 北京成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视窗并非“由来已久”。尽管夏应元在《古代日本人来华活动路线》一文中提出的“到清代，因为日本执行锁国政策，无人来华”一说不无舛误，但其清理出的汉代以降日本人来华路线及活动范围却可资参考。东汉至隋朝间日本来华使者的路线状况，今已难考。夏氏援引了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里的推断，即自九州出发后，越朝鲜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北上，到乐浪郡，北上经陆路，到辽东半岛南端南下，经庙岛列岛到山东半岛的蓬莱。汉魏时期可能走这条路，而去南朝可沿前述路线，沿江苏海岸南抵建康。来华者在中国国内的活动则由青州、兖州、曹州抵达汴梁，再经洛阳到达长安。而前期遣唐使基本也沿袭这条路线，即所谓的“北路”。后期遣唐使改走南路，即由九州北部的筑紫出发，横渡东海抵达长江口附近诸港或近似路线。不过似乎也有飘摇迷失之时。以空海等奉敕从行的第17次遣唐使入唐路线为例，发自肥前国田浦，风雨飘摇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登陆后空海等陆路过钱塘上流，出杭州，循运河而北，经苏州、淮阴，溯汴水而洛阳，西入函谷关，后进长安。[4](P140)遣唐使的最终目的地多为唐都长安，主要活动地则为“两京”——洛阳与长安。北宋时期，入宋僧亦自南路而来，从长江口附近登陆，由南向北，活动中心是汴京，西达洛阳，活动范围扩大了，南抵天台山、北达五台。至南宋，镰仓幕府派大量僧人来华学禅，这些僧人多自明州(今宁波)登陆，到江苏、浙江一带著名禅寺拜师求法。元灭宋后，来华僧人尽管有个别人被召入元大都讲经说法，但与来宋学僧同样地将在苏浙一带著名禅寺的参禅修道作为主要目的，活动范围较前代广。遣明使循前人足迹，登陆宁波后旋即入京(明迁都前赴南京，迁都后赴北京)，觐见明帝、进献方物、接受回赐。在京停留些时日后折返宁波，择日返国。陈小法的研究称，“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两点一线’的特点。所谓‘两点’是指登陆地宁波和北上终点北京。尤其是宁波，不仅在此地待命的人很多，而且滞留的时间也是最长……‘一线’是指日本遣明使北上利用的京杭大运河。上京过程中，日本使节几乎是掰着手指一站一站经过运河的水驿到达北京”。此说基本厘清了日本遣明使在华活动路线。[5](P89)夏应元指出，“无论在宁波、赴京途中、北京停留期间，都利用一切机会游览名区胜境，巡拜著名禅寺，与中国文人交往，诗文唱和，请为他们的诗文作品作序跋等，进行一系列文化活动”。[6](P10～15) 若此为线索，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来华者的足迹受中国都城迁移之影响较大，隋唐时的长安、洛阳，其后的汴梁、南京，元明时期的北京，都吸引了来华学僧、使者较多的关注。然而，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并不总是同一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元大都。如果说隋唐时期，日本还是以系统吸纳中国政治制度为第一要务，那么自北宋亡后，以禅宗为中心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成了两国往来的主流，而中国的著名禅寺多在江浙。由夏氏描述可见，汉族政权第一次为北方蛮族所灭后，作为现实的“中国”和作为观念的“中华”分裂(“华夷变态”说)了，来华日僧却仍将江南视为其憧憬的中国文化之根基，冀望在中国宝刹承嗣法统，回国弘法，故其求法活动仍限于此区域。这一趋势至明代则有了明显的改观，尽管宁波一带仍是重点，但北京获得的关注远胜于前，甚至是定都北京的元代不能比肩的。 从明及之前的日本人来华路线上可以看出，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位于西安及江南一带。804年入唐的空海(774—835)在得知自己未得入京敕令时，特撰《请福州观察使入京启》称：“今承不许随使入京，理须左右，更无所求。虽然，居诸不驻，岁不我与，何得厚荷国家之冯，空掷入矢之序！是故叹斯留滞，贪早达京。……伏愿顾彼弘道，令得入京；然则早寻名德，速遂所志。”[7](上卷P114)空海的汉文修养与专诚感动了观察使，并于年末抵达长安。来华的虔诚、敬畏之心由日本入唐请益僧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可窥见一斑。838年抵唐、留唐十年、客长安七年的圆仁在抵达清凉山麓时描述：“岭上谷里，树木端长，无一曲戾之木，入大圣境地之时，见极贱之人，亦不敢做轻蔑之心。若逢驴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现。举目所见，皆起文殊所化之想。圣灵之地，使人自然对境起崇重之心也。”[8](P91)其他历尽艰辛抵达长安的留学僧们也留下了不少吟咏京都长安的诗作。如愕隐慧奯(1366—1425，1386年渡明，居留十余年)的《寒夜留客》、天祥(生平不详，室町时期入华僧人)的《长安春日作》等等。对长安的向往即便在元定都大都后似乎也并未见有明显改变。雪村友梅(1290—1346，1307年入元)的《杂语》、入元僧友山士偲(1301—1370)的《题万年院》皆流露此情。此外，没有入华请益经历的日本人中亦有人对长安心向往之，留下了不少吟咏诗篇的。如兰坡景茞(1417—1501，室町中期至战国时代临济宗僧人)的《花下思洛》、伊藤东涯(1670—1736，江户中期儒学者)的《春日雨中》等等。较之兼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江南一带因其在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特别应考虑日人入华路线)上的特殊地位，亦为日人所重。入元的性海灵见(1314—1396)的诗作《莲》、《怀江南》、《春江》，入明的绝海中津(1336—1405)的《三生石》、《多景楼》、《雨后登楼》，策彦周良(1501—1579)的《西湖》等，都是吟咏江南的名句。他们甚至称自己的国都为“京洛”，可见长安、洛阳在一般日本人心中承载着远非北京可比的政治、文化意义。 需特别注意的是，自元代起，中日之间这种以佛教为津梁的、风平浪静的文化交流，出现了若干“不和谐”的因素。先是蒙古人全面征服、统治了中国并西进欧洲，日本也直接迎来了北方异族的强势入侵。入明后，倭寇猖獗在从辽东、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16世纪中期戚继光率军基本平定了东南沿海。及至晚明，中日关系又因丰臣秀吉(1537—1598)的海外扩张而骤然吃紧。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实描述了丰臣秀吉继承自织田信长的对朝鲜及中国强烈的领土诉求和侵略野心。[9](P20)在丰臣秀吉的侵华迷梦中，入都北京乃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环。1592年5月，丰臣秀吉在率兵16万侵略朝鲜途中意气风发：“主公命各路准备渡海用船，急于前往大唐。上意将于今年之内入北京。……主公进北京……即定宁波府为日本港口。”[10](P434～438)尽管明、朝联军旷日持久的抗战使丰臣秀吉折戟沉沙，侵占北京成为泡影，但其侵略朝鲜、剑指中国和印度的构想与行动，为他的衣钵继承人后来炮制“海外雄飞”、“大东亚共荣圈”等帝国主义理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思想传统和实践范本，遗毒甚剧。北京，在中日关系史上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了幻想中的被征服对象。 为抗日援朝，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国力大伤，客观上为努尔哈赤之崛起、膨胀乃至统一女真各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满人挥师入关，定鼎中原，迁都北京。孟晓旭的研究[11](P10～14)对清初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个案作了详尽的论析。1644年6月，漂流在华的日本越前商人竹内藤右卫门家族的后人15名先被从所居住的珲春押解至盛京，而后随着满人入关，成为目睹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批人，他们为日本带去了大陆朝代更替的最新政治情报。刚定都北京的顺治帝以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在“慕化主义”的支配下将日本纳入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中，于翌年将漂流来华者假途朝鲜送归日本。日方接应者在书契中指清为“鞑靼”，用语不逊；更令人意外的举动是声称要假道朝鲜，出兵中国。孟晓旭指出，日本当权者最终未步秀吉之后尘出兵海外，是因反清复明势力失败(如郑芝龙降清)有了忌惮，他们以另一个秩序的领袖自居，并以此来判断清遣送漂流民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丝毫未变。这样，日本对“夷狄”出身的清王朝的怀疑以及清对日消极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使得中日在清初即渐行渐远，终德川一代两国未能建立起正式官方关系。 自有史记载的中日关系起始时期的东汉直至清代中晚期，日本对华的关注渐由政治文化层面的全面移植、模仿，转入怀疑、相对化的冷静思考乃至分庭抗礼阶段；由对华仰视转而渐趋平视、俯视，逐渐由古来的华夷秩序中之边缘地位转而秉持“华夷变态”的自我中心化观念；对本为“夷狄”的北方蛮族统治中国的现实心生鄙薄，进而产生了对现实中国的领土诉求。日本文化视野中，“北京”意义也在此过程中逐渐生成：占其为都，终于不再只是蛊惑性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北京”蠢蠢欲动的向往是明治以降日本数次侵华歹念的思想源头。 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锁国时期的日本文学中全无北京情愫。江户中期关西诗坛的汉诗人清田龙川(1747—1808)就曾作《蓟邱①览古》云： 驱马蓟门北，乔木迷古国。 谁怜郭隗台，唯见生荆棘。 一自昭王去，萧条霸图息。 独有菘花开，余得黄金色。此诗从韵律至用典都极平庸，可称拙劣。郭隗台用的是燕昭王千金买骨，重用老臣郭隗，罗致乐毅等名将，强盛燕国之典。陈福康以此诗为论据提出“龙川当来过中国”。[7](中卷P191)其实未必。“驱马蓟门北”虽易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显然此句只不过是对高适《自蓟北归》的直接挪用。略知战国史和唐诗，吟出清田这几句并非难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氏抱怨《日人禹域旅游诗注》等书未收录此诗似亦在情理之中。此处引述此诗，并非纠缠于诗人是否曾经亲临北京之类的疑问，更无意表彰其对日本汉文学的贡献，只想表明，至少在清代中晚期，北京已经是日本文学、文化中的一个元素了，尽管这可能无关现实，只指向经典中的、虚幻的北京，是一种影响极为模糊、微弱甚至具有空想性的“虚像”。 1823年，幕末知名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的《混同秘策》(后经人校对书名改为《宇内混同秘策》)在为日本勾勒其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地图时，提出了大胆的侵华设想。这一侵华路线图乃以“满洲”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其距王都北京较远。尽管如此，其最终指向的似乎并非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而是南京。其中称：“第九为亲征。当以熊本府兵从焉，先头之兵当直取江南地区，速攻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12](P432～435)这个涉及“满洲”、朝鲜南海、江浙一带的侵华路线图，并未如丰臣秀吉般狂妄到直接以中国国都为染指对象，也是由锁国体制下幕府的经济、军事实力所决定的(锁国体制下幕府独占与海外的交通，个人的海外交流被禁止)。作为实像的“北京”在日本文学中的全面呈现还在明治开国之后。 二、文明盛衰的参数抑或政情探察之窗 19世纪中期佩里叩关日本，幕府锁国统治寿终正寝。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进近代化(欧化)，跻身世界列强，中日关系迅速逆转，中国人的对日思维由“轻日”、“征日”转向“师日”；而几乎与明治终结、大正改元同步，清廷三百年统治分崩离析，中国随即进入民国时期。 不再冀希从中国典籍中有所获取的日本，并未冷落邻邦，赴华者日增。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上(釜山至京城的京釜铁道、京城到义州的铁道等)铁路事业勃兴，为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北京成为日本客的必经之地，选择陆路可以经朝鲜半岛至辽东半岛，而后京津，再由京汉铁路南北，也可选择横滨—长崎—上海的海路路线。日本政治家、文学家、新闻家、艺术家、僧侣、军官等各阶层、各式人等基于各种目的来华“访游”，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其间留下了为数甚丰的游记或以中国为题的作品。北京可以是单纯的旅游目的地，可以是实地探察中国政情民俗、军事动向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的视窗，可以是以之为镜鉴反躬自省的契机与思想资源，可以是了解汉文化基本构造与底色，思考所谓“黄色人种”近代困境的成因与未来进路的现实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在各类文本中，作为个体的文人学者与北京这座城市的邂逅，极易在意识形态中被转换、放大为以北京为接点/舞台的，作为整体的民族与国家间的摩擦、对立甚或冲突。 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大致又可粗分为文明批评和政治观察(含国际关系评论)两类。先来讨论前者。 1873年3月，清与日本正式批准了《中日修好条规》。至此，因两国的海禁和锁国政策而中断了两百余年的正式交往得以恢复。从现有文献记录看，广濑淡窗的弟子小栗栖香顶(1831—1905)是条约生效后最早造访北京的日本僧人，也是重启中断已久的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神佛分离、神道教取代佛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基督教借助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势不可挡、佛教地位一落千丈的背景下，香顶来华的首要目的是与中国高僧商讨共同捍卫佛教之策。在《北京纪游》中，他提出了全球弘法方策：“曰：‘日本为首部，支那、印度为胸部，欧、弗为两腿，两米为两脚，以布教法于全地球。’曰：‘布教自支那始，置本山于南京，置支院于十八省，以连枝为支那教主，选人才，分掌各省教务。’”[13](P141～142)香顶对在华布教信心满满，曾书一绝云：“一读琅然响北京，恍疑字字放光明。春风他日从东到，警醒群眠是此声。”[13](P182)在呈给北京龙宗寺本然上座的《护法论》中，香顶以辅车相依之理，倡导中、印、日“三国僧侣同心协力，护法护国，可以全亚洲之体面”。[13](P189～191)师从本然上座一年后，香顶离京返日。1876年，香顶来上海，创建了首家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别院，开始向中国人传播日本佛教的历史。当然，这不过是近代中日文化关系之逆转在宗教领域的折射。正如陈继东、陈力卫所指出的： 净土真宗为何在这一时期要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接触，要在中国传播“日本佛教”(真宗)？当时日本因文明开化而自负，对其周围的“未开”“半开”的各国显示了优越感，同时，为在欧美列强的攻势面前日益虚弱的邻国深感不安，既想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近邻，又欲与近邻协同抑制西方的扩张，特别是在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其精神性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政者、学者和宗教家，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主动接近中国。[13](P5) 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其精神性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多次来华访察，所著《燕山楚水》，由博文馆出版，几成当时日本青年游华之必备，也是今人研究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日本人中国观的重要文献。1894年甲午战事方起时，湖南曾撰《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结合中国文化的源流，批驳在日本思想界众多站在福泽谕吉式的近代文明论立场上，认为已成为东亚文明国的日本应引领守旧落后的中国走向进步者的同行，说：“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使它在东亚弘扬的天职；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姑且不论湖南接着便泄漏天机，“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14](P179～183)这番议论称之为批驳，远不如说是对日本文化主体性以及企图对华文化输出、侵略的勃勃野心的确认。 甲午战争日军的旗开得胜，不仅刺激了汉学家们面对中国的文化自信，更使视中国为“半开化国”的近代论者、进化论者们欣喜若狂。较之于前者，后者的对华姿态更为强硬。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的4天后，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随即为之造势，呼吁万民齐心奋起，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在福泽的“文明征服”论中，北京的意义至关重要： 如果日本的目的单在以日清两国之战这种战争的精神的话，我军的胜利已经很充分了。但如果要以文明的势力使四百余州风靡、使四亿人民得仰日新之余光的话，一定要长驱而冲入北京的首府，扼其喉而使其立即降伏于文明之师。我们切望尽快见到旭日之旗在北京城的朝日中飘扬，使文明之光招摇四百余州的整个领土。[15](P501) 甲午一战为日本文坛反思其创作现状提供了重要契机。著名文学家、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在对写实主义小说作系统批判之时，便举出了甲午年间文坛病弊的实例。在《小说革新的时机》(原载《太阳》第4卷第7号，1898年4月)一文中，高山氏如此批评文坛上的“非国民”： 这种弊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清战争的时期。当我国军队越海西渡，举国上下正热心于国家精神大运动之时，人才济济的小说界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偶有二流以下的小说家写写战争作品，他们便以“趋时”进行声讨。我几乎怀疑这些小说家是否还有资格做一个日本国民。……像这样，战争和文学之间初则形同陌路，终则分道扬镳。……呜呼！国民对这样的文学家又能说什么呢？这些作家自身又何以面对现实社会呢？[16](P456)高山樗牛所期待的是关注中国、关注战争的文学家，是类似于福泽谕吉这样的“爱国”文化人。当然，高山氏的批评也可以视为日本发动的15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坛全面右倾化背景下所谓“笔部队”诞生的理论先声之一。 当然，“彼长”源于“此消”，日本文化人对本国文化主体性的自信、向中国“文化输出”的谋划乃至实践，与曾作为日本楷模的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全面衰败、在内政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之香顶的来北京是受到了其同门、1873年3月随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赴华签订《日清修好条规》的长三洲(1833—1895)的影响。1871年，时任大学少丞的长三洲随钦差大臣伊达宗城、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华。尽管那时，日本已经显示出侵华野心，深受汉学影响的长三洲还是“物伤其类”地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渚宫水殿带残荷，秋柳萧疏太液波。 独自金鳌背上望，景山满目夕阳多。 ——《燕山杂句》 团团十个古光同，剥蚀篆文谁勒功？ 阅尽兴亡千载事，伤心无语卧秋风。 ——《题石鼓，在燕京文庙戟门内》②作为一位汉诗人，长三洲没在心素向往的中华帝都看到他所向往看到的，自不免失望、失落。事实上，长三洲的伤感，也正是近代以降日本汉诗人吟咏北京的基调。 元田直在为其友冈千仞的游记(著名汉诗人冈千仞，1833—1914，1884至1885年来华访游三百余天，收入《观光纪游》中的《燕京日记·卷上·卷下》以及《观光游草·卷下》中的《燕蓟览古廿律》是其北京游的作品。张明杰在整理《观光纪游》时撰文指出“与使馆人员、尤其是访日的王韬的交游，成了促使冈千仞赴华游历的主要动机之一”[17](P4)的观点。通览该书，实情恐怕并非如此)所作序言中说：“物久则化，数穷则变。印度希腊往古文明国，而今皆不能保其旧。乌知今之汉土果不若汉唐宋明之盛乎？往昔我朝取于隋唐为法，今也取于米于英于法于独(即美、英、法、德四国——引者注)。而汉土则邈若不闻。顾汉土岂无可取者乎？我友冈君振衣有所感于此，将一游汉土问其俗。”他是来华探究竟的。结果如何呢？在《燕蓟览古廿律》中，冈氏作小引曰：“燕京金元以来帝都，感往伤来，寄感慨于山河，凭今吊古，寓讽刺于歌咏赋览古廿律，以纪游。”[17](P303)在《顺天府》诗前小引中，冈氏描述：“明世宗定鼎美景，规模宏大。觉罗氏嗣兴，累康熙、乾隆之营筑，堑壁之壮，宫关之丽，穷绝前代。唯粤匪乱后，内外多故，大厦宏第，损坏不修，康庄广衢，陷为壑谷状。贫民褴褛乞食路旁，使人惨然败兴。”[17](P303) 在北京，琉璃厂是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京都雅游之所”，中国文化兴衰气象可由此一叶知秋。在《清国巡游志》中，来访者表达了失望云：“十二日，上午在市内散步，来到刘福寺街、琉璃厂街……未遇珍奇之物，却多有假货赝品。”[2](P220～221)1898年来中国游历的东京切偲会会员中村作次郎(1858—？)在其《支那漫游谈》中以一个古董商人的视角记录了琉璃厂街的观感：“支那的古董店有很多商品，只是面向日本的东西很少。因为支那是一个革命多的国家，明代以前的陶器、即宋元前后的好古董反倒在日本，而在其本家支那反倒没有。当今北京周边的商品多为清朝的物件。”[18](P302～303)八年后的1906年6月，日本著名新闻家、思想家、评论家德富苏峰(1863—1957，1942年出任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被认为是主张战争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日本战败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同样也指出：“琉璃厂我去过几次，每次都想或许会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收获。”1917年第二次来京，“到了北京就先去了琉璃厂……花了半天的时间寻觅，别说宋元的东西，就是明朝的善本也很难找到”。[1](P404,P93) 千年古都衰败之象不仅见证于琉璃厂。1906年来京的德富苏峰也看到了北京古迹的零落、荒凉。踏访明十三陵时，他看到“墓地已经变得非常破旧，这里没有牌位，没有香炉，就连燕子都敢大胆地来筑巢”，并将在北京目睹的一切归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精心构造起来的建筑鲜克有终的漠然。[1](P409,P403～406)诗人、作曲家、翻译家小林爱雄(1881—1945)也持类似观点：“凡在支那看到的建筑，其结构都颇大，荒颓之状到处可见。建造之时规模极为雄大，其后荒废、置之不顾是为常态，此由宫城的墙壁的坍塌便可知矣。”[19](P153)同时，他强调，各名胜古迹处的守门人不顾文化保护之重任，疯狂敛财，成了古都破败的又一要因。小林爱雄参观天坛祈年殿时称：“瓦虽是粗制滥造，但却坚固耐久，送上一美元，看门人便会去损坏了给你带过来，真是可爱而又可耻之极。在他们的眼中，全无什么国家。不，恐怕是没有思考自己之外事物的余地吧。这个国家的人们极端个人主义的实际倾向，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若有数百外国人前来，想要所有瓦片，那么一瞬间房顶便将成为裸体。”对日本游客来说，在北京最觉不快的恐怕便是在各宗教/文化圣地遭遇索要钱财的门卫，文庙、天坛、雍和宫无不尽然。来到雍和宫，小林爱雄发现：“在安定门东的喇嘛庙也有前述的要饭门卫，不送钱是不会开门的。”在孔子庙，他又感慨：“但，这门为黄金而开，那黄瓦可以四美元买下，看了这些，不知地下的孔子会作何感想？”[19](P143～144,P151,P156)1912年，川田铁弥(1873—？)在参观过孔子庙等处后，称“革命之际，国民的头脑中看似也无保存风致等观念，只要出钱，寺院、堂宇的宝物都可以交给外国人的愚蠢值班人似乎也不少”。[20](P20)类似情形在大正时期日本文人的北京纪行中仍屡见不鲜。正如内藤湖南所批评的那样，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杂乱无章与“中国国民性”是密切关联的，这也正凸现了中国人“趋于实利、不解风雅的性格”；[14](P51)原田藤一郎(生卒年不详)则批评北京“不洁”、建筑破败，又感慨了一番原本“勇冠四百余州”的满族旗人堕落为“都人”后，警告称：“我国首府东京之人士宜以北京为鉴，勿在我东海之滨造出第二个北京。”[21](P38～44) 不洁、敲诈勒索、重一己之利而斯文扫地，凡此种种都指向了文化大国的衰落及中国人国民性的卑劣。然而，最为致命的恐怕是面对“孔子之门墙”时，看到作为数千年东亚文明之灵魂、根基的孔教在近代中国业已失效的现实。“孔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法，以为四亿万民众的师表虽是事实，但今天……又会赢得几许尊敬？这一支那道德之大则而今又有几许权威？”(小林爱雄语)小林认为，在澎湃的近代新思潮面前，孔教将如“黎明的星光一样”消退；自南至北，中国本有的儒教及印度传来的佛教等宗教都将在西欧思潮面前黯然失色。[19](P156～157)冈千仞在北京与李鸿章、李慈铭、丁韪良诸多中外名士交谈时，也曾直言“余费平生精力于无用经史，追悔无及”，[17](P114)或责难儒生所学无用，纸上谈兵怎纾国难，[17](P130～131)并以北京为窗口观察中国衰落之因的同时，省思明治以降日本“避虚学、就实学”的崛起轨迹。综上，日本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凋亡、无序之描述，在文化思想的本质层面对中国的彻底否定，对中国国民性鄙俗的批评等，都为日本对华的武力征服、文化侵略制造了逻辑合理性。 内藤湖南还说：“中国大陆确实是一望之下容易鼓舞雄心的地方。所以，即便是文人词客这样的闲游者，在那里的必然也动辄纵论形势。”[14](P202)与前述“徒伤悲”相比，不少来京探察者更为注重的是现实的、作为与日本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与日本的亚洲战略紧密关联的“政治北京”。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思考中国的政治状况，连带提出日本的应对之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看到因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而损毁的圆明园、万寿寺，冈千仞曾赋诗云： 兵祸当年何惨其，玉楼金殿尽残堕。 唯将荡矣委天数，谁不慨乎思往时。 荒径草埋红玳瑁，败砖人蹈碧琉璃。 中兴诸将英谟足，闻道八旗征法夷。 ——《圆明园》 人寿古来无百年，呼为万岁后人怜。 凄凉金地噪寒鹊，狼藉宝阶堆败砖。 祗树林舂摇落日，昆明池蘸廓寥天。 朘将膏血涂堂塔，至京佛缘是恶缘。 ——《万寿寺》[17](P303～304)冈千仞对北京倾颓的书写中强调了西方外来入侵的因素，“闻道八旗征法夷”是对清廷统治者蒙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嘲讽，而“呼为万岁后人怜”更是对清帝不知人寿几何、妄自尊大终致灭国之灾的讥笑。然而，眼见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迅速扩张，日本最终开始了与西方列强分食中国的谋划，甲午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倾向。明治汉诗人野口宁斋(1867—1905)在为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所作《学徒的暑假旅行》中，对日本人的中国纪行提出了这般期待：“我希望他们再进入到内陆地区，去探寻那些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咏怀抒情、而现在依然能尝到羁旅辛苦的地方，或踏访东三省、山东这些新近被欧洲强国侵占的地方，以备思考战略雄图。”[14](P5)野口的话意味深长。在甲午战争胜利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背景下，所谓“以备思考战略雄图”，实质上表明了以欧洲列强为典范、进一步对华侵略的意图。在为湖南送别的诗中，野口竟口出“束手君臣涕泪多，他年风雨哭驼铃。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尔何”[14](P13)等语。此句固有对中国任人欺凌、国土沦丧的兔死狐悲之意，更昭然明示了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在“王气中原竭，八维纷似麻”(幸德秋水：《送内藤湖南游清国》)之际游华，当时供职于《万朝报》的内藤湖南，以汉学家的内行眼光和新闻记者的务实姿态提出了不少迥异于前人的涉华论述。在北京，内藤并未像同时代者那样去拜访高官名流，在他看来，“在位的名公巨卿接见时的一些谈话，虽然表示出他们极大的善意，但要知道很难产生什么实际的功效。……如果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如通过和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士大夫、不得志的人的深交来获得”。[14](P207)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归国后在《中国问题的南京北京》(1900年3月)一文中，针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重南京而轻北京的偏向，内藤湖南提出了痛切批评： 中国问题的研究家们，近来突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南京，这委实是一需要留意的现象。……在学校以外的事业，我倒不赞成在南京用力过多。……到底近来的中国研究家们，为什么轻视中国北部，这是我难以理解的地方。……而北京实际上是排外党的巢穴，国人游于那里，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感到压抑、不快，于是就没有了在这里做事情的心情。但是，北京公使馆正是有接受局外重要人物刺激的必要。而且如果有人能和北京的内外人士广为交流，暗中培植我们的势力，这对我国在中国的事业的影响，远非其他地方可比。事实上，英、俄等国都是采取这个方针才有了那样的结果。观察泰晤士记者莫理逊的势力和行动，基本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往往为了在南方倾注力量，以至于出现了认为可以不派人到北京的声音，这可是大错特错。[14](P203～205)由此可见，较之一般文化人，作为“中国通”，内藤湖南的识见更为独到、务实，他强调中国政治心脏北京之于外国对华势力渗透的重要意义，并着眼长远提出应在北京“暗中培植我们的势力”，取徐图缓进之策而非急切冒进之途。 近代以降，闭关自守的北京的政治动向乃至民众运动多与外国势力的渗透、入侵密切相关。1900年4至5月间奉命考察“清、韩”的村木正宪(1867—？)初入北京地界时发现，“支那政府看来到底还是厌恶文明，铁道止于马家堡，电车亦限于永定门外，将城内定为神圣、文明空气不得侵入之地，贪作太平之梦”。[22](P507～508)在1900年6月出版的《清国巡游志》中，日本佛教人士痛斥北京清兵的腐败曰：“路过一练兵场。炮声阵阵不绝，或许是训练的将官多贪于安眠于舍宅……只以炮声推测兵士之勤怠，而兵士又以大放空炮欺骗将官。清兵之腐败已至此欤！”[2](P282)如此腐败，清廷的“太平之梦”显然是守不住的。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所杀。事后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1900年8月13日，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8月16日北京沦陷，“两宫西狩”，帝都因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而遭遇浩劫。最终，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包含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巨额赔偿以及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事实上，清廷对外国在京驻兵权的承认也成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划定使馆区并不准中国人居住等条款。 关于此次事变，日本文人学者有不少纪实性记载。日本人将当时北京的守城称为“北京笼城”。其时，日本方面指挥官、政界名士东海散士(柴四郎)之弟柴五郎炮兵中佐、[23]前线作战的守田利远大尉、[24]当时在京的服部宇之吉，[25]都留下了宝贵的战时日记，为今人在中日双边甚至多边的史料中逼近历史真实提供了文献上的可能。有趣的是，1935年11月，“北平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刊行了似供内部流通用的小册子《清事变北京笼城记》。在序言中，炮兵中佐高桥坦表示：“义和团事变北京笼城中我们先辈的伟绩，吾长敬慕之。同时，作为宝贵的教训，我痛感有必要编纂详尽的小册子以备有事之际参考之需。”[26](卷首语)关于前辈在“北京笼城”时期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骤然“复活”，绝非偶然，更非别无丰富的意味。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出版的立野信之的《北京之岚：义和团变乱记》(1944年)[27]也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成为各国驻华大使馆专用地区，大街上有碉堡和炮台，八个出入口设有坚固的铁门，有各属各国的荷枪实弹的军警担当警戒，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极大挑战，清末有人作诗讽曰：“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纷事早朝。不料皇宫居冠地，炮台高筑欲凌霄。”在英国画师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Thomas Hodgson Liddell,1860—1925)看来，“在使馆区内，人们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中国，更不相信是在北京。这里已变得完全欧化。宽敞的街道，碎石铺的路，平整的人行道，良好的排水设施等等。我相信所有这些改良都发生在1900年后。……任何中国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是不许进入使馆区的”。[28](P113～114)八国在“国中国”东交民巷的特权，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其后日本来京者的北京书写。小林爱雄在《支那印象记》中描述称：“进入门(正阳门——引者)内，所谓公使馆街的东交民巷之形势真令漫游者大吃一惊。即英国、德国、荷兰、美国、俄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及日本各使署(即公使馆)门面相接，各设驻屯军，严肃而威风。看了这小小一带的支那分割，便可知各国势力之消长。而被迫如此乃是团匪之乱的结果。每有事变，支那便强使小人物们承担这种损失。”[19](P354～355) 义和团运动的后续赔偿事宜一直持续到1906年德富苏峰来华时。来到北京的苏峰由街头上为清还义和团事件赔偿金的募捐，看到了“恢复国权热与排外热呈现出合为一体的趋势，真为清国着想的人就不能不担忧这个现象了”。“恢复国权运动到底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会止住呢？这个运动如果和下层社会的排外运动合为一体的话，情况会发展成什么样呢？我的这种担心究竟是不是杞人忧天呢？”[1](P400～401)苏峰由街路的平整、街头警察及政府要员的家庭摆设看到了北京的“西化”，但也指出“清国”能否因政体等的不断变动而逐渐与世界文明潮流合流尚存疑问。苏峰的北京之行先后受到张百熙、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段芝贵、曹汝霖、汤化龙、徐世昌等中国政要的接见。作为名重一时的舆论家，苏峰的北京(中国)评论较之朋辈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表象化观察，更显敏锐、深刻。更须注意的是，这些观察、评论登载于苏峰本人主持的《国民新闻》上，即时地影响着当时一般日本民众对中国时局、中日关系的认识。 较之前述诸观察与评论，20世纪之初，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户水宽人(1861—1935)北京之行后的议论，则更具实际的对策价值。在出版于1903年的《东亚旅行谈》中，户水称： 在支那，我感到的是政治改革之困难。荣禄氏乃唯今第一流的权势家，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对抗。大家大都只知向荣禄献媚，真欲改革支那政治者并不多。若如袁世凯那般过于断然地施行改革的话，就无法保住现今的地位。我认为荣禄氏并非通常日本人所说的亲俄派。他恐怕是一个圆滑之人，既不伤害俄国人感情，又不伤害日本人感情，左右逢源，以为一时之计。不止荣禄一人，其他支那人也不明了日本与俄国孰强孰弱。因为不明此事，因此无法断然任用日本人谋划支那内治之改革。在日本人看来，尽管已对支那人如此热心，而支那人却未拉近日本人以实行内政之改革，真是毫无意义。但实际上，支那人若不懂得日本人之价值，这便是无可奈何之事。现今，即便奋起，以口舌向支那输入日本式的文明，也不会奏效。我想，北京大学堂也不过是告朔饩羊。若真欲向支那传扬日本式的文明，在支那树立日本之势力，也只有战争了。非是对支那开战，而是对俄国开战，当然，日本将获胜。日本一胜，支那与朝鲜将倾心于日本，学习日本。那时再向此两国宣扬日本式文明就不难了。今日需要的便是唯一一场战争。不明此事者，不足与论支那现今之情。[29](P214～215)户水宽人认定以荣禄为首的中国主政者在日俄之间骑墙观望。为此，一贯主张对俄强硬的他(日俄期间，此人曾因此受到停职处分，史称“户水事件”)提出以俄国为开战对象以杀鸡儆猴，震慑中国；以武力为先导，在其威压下对华输入日本文明、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较之小栗栖香顶、内藤湖南等的对华文化侵略的构想与实践，户水的言论则更张狂，也颇具前瞻性。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以及日本获胜后东北亚政治、军事局势的风云变幻，印证了户水的预想。 在日本改元前夕——明治四十五年六月(西历1912年，本年7月30日日本改元“大正”)——日本的前田利定子爵(1894—1944)来华。前田的政治家身份决定了他的北京之行必然是实地探查、探明虚实的政治观察之旅。1912年6月16日，前田利定谒见“民国第一巨人”、“民国老雄”的袁世凯，言语中流露出对袁氏的赞佩。经接触，前田认定尽管袁世凯立于一国元首之地位，机智术数有余，但憾乎缺乏一统天下万众之德。[30](P107～108)在写作于同年6月18日的“支那短话”中，前田指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虽然使中国初步具备了“共和之形骸”，但国基未稳、各省独立、中央权威不振、国政纷乱如麻，极难预测将陷入怎样的局面，完全有遭列强瓜分的可能。前田认为，“作为与支那国境相接、利害甚大的我国，我以为如不身处其时地考虑利害关系，并做好适当的准备与决心，届时将留下百年之悔”。前田认为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性——个人主义、傲慢、忘恩——使得共和政体在中国难以存活；在经济层面，南北方差异极大，新内阁的组建很难以脱离开有着强大财力支撑的南方代表。基于这一考虑，前田指出，与其他列强单独支持南方或北方的做法不同，日本采取“不偏袒”的策略对南北方都表同情的外交手腕是得当的。路过煤山(即景山——引者注)，遥拜宫殿，前田联想到“天子”乃幅员广阔的中国统一之“楔子”，一旦废除了君主制，中国则将失去“民心集注之目标”，并强调“支那的将来将如何，中华民国之前途终将怎样？作为日东圣天子之民，生逢这一太平盛世真乃无上之喜”。[30](P118～122)猎物的垂死，意味着狩猎者的机遇。前田面对有巨大亡国之险的中国的窃喜，让人想到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凯文·卡特(Kevin Carter,1960—1994)的那副有名的照片——《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一个月后，前田子爵所歌颂的“日东圣天子”明治天皇驾崩，明治时代终结。明治天皇在位数十年，文治武功，使日本由贫弱的东方小国跻身世界列强，在普通日本民众心中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在日本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1912年出版的《支那风韵记》的序言中，川田铁弥表示“这个小册子与先帝最为烦心的国土问题有所关联。念及旅行之时，正是明治最后的年月，余实是感慨无际”。[20](P3小序)甚至于“到达八达岭绝壁，在长城的城墙上，游赏这天下一大壮观，可以遥拜东天……高呼万岁，大叫快哉”。[20](P39) 三、结语 可以认为，在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中，帝都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如果说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透过魔都上海看到了南方中国、体验到西方的“近代”文化气氛，那么同时期来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北京“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 由上论述可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日本汉学家与僧人的北京之行几乎都止于感伤和失落。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顺便说说，这种失落感，甚至贯穿了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题材创作。③在经历明治维新而迅速跻身世界强国的日本子民看来，曾经作为“文化高地”的中国光环不再，一落千丈，成了待填补的文化洼地，于是出现了汉诗人的倒戈(冈千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且对自己的学习史“悔不当初”即具典型意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输出、文化侵略，日本人开始了理论层面的谋划(如内藤湖南、户水宽人等)和实践层面的探索(如小栗栖香顶等)。当然，文化侵略只是一个层面，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利益诉求使日本走向侵略扩张；甲午战争后，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染上了“世界色彩”，又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外交纷争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的“国中国”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受了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磨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明治末期乃至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乃至中国论述。[31] 必须认识到，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表征和侧面。这一时期的实地踏勘、政治观察与评论，不仅影响了此时期的中日关系格局，更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侵华的峥嵘渐露、乃至全面展开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成为后来者北京体验、中国论述(在知识界，较具典型意义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的“笔部队”)的重要源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明治时期来京的日本文化人而言，北京是一座让物伤其类者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又让守候在垂死猎物附近的狩猎者流下涎水的“伤城”。 收稿日期：2013-02-20 注释： ①“蓟邱”，古地名，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西北隅。《史记·乐毅列传》：“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张守节正义：“幽州蓟地西北隅，有蓟丘。”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古迹》：“蓟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林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古蓟门》：“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门遗址，亦曰蓟邱。” ②以下引用汉诗文未注明出处者即引自陈福康的《日本汉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及孙东临编著的《日人禹域旅游诗注》(武汉出版社，1996年)，不另注。谨向两位先生的扎实工作致敬。 ③参见拙作《北京意味着什么——大正、昭和前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题材创作论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拟发。 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M].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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