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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 ——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阅读提示 ●讲到论战的思想理论背景，那就是在论战爆发前，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且受到普遍关注。 ●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这就倒逼着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弄清楚社会性质，才能确定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等。 ●随着论战的深入，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定脚跟，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它的有效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论战中现实与政治的诉求始终存在，但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论战的内容愈加坚实厚重，愈加具有影响力。 ●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种上升趋势和热潮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倾斜和选择性。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个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巨大客观存在，不应轻视甚至无视其历史作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论战，史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弄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现实中国、古代中国、中国乡村的社会性质。经过论战，在理论上厘清了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代中国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史规律，中国乡村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因此，中华民族要想获得独立，中国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奔向社会主义。 历史与现实向来都是相通的。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与超越。人们要想深刻体认现实的中国，体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从而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就需要走进历史，走进“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看看先辈们当年是经过怎样的思考、如何的论辩，才探索出一条中国的光明之路的。为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大论战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有涉及，史学界也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这场论战既有思想理论上的渊源，又有现实政治发展、政局变化的背景，您是否可以做些介绍和分析？ 张越：学者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范围、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以及1934—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狭义的则是指以《读书杂志》为主要论战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利于明晰问题、展开研究，而在当时则多重合在一起，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时间上也有交叉。我认为，言及中国社会史论战，只有从广义出发，才能把事情完整地看清楚。 讲到论战的思想理论背景，那就是在论战爆发前，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知识界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且受到普遍关注。 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多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我就不多说了。但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始于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和刊物大量出现。众所周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人统计，在1925—1927年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外，另如中华革命党主办的《建设》杂志等，也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都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说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欧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而加以认真对待，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或启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潮流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说所凸显的理论优势等，是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必须要了解的前提条件。如果翻看《毛泽东选集》，会发现开卷两篇都是讲中国社会的，都采取了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都涉及社会性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所以，不了解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同样不能深刻认识何以会出现大论战。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是不是实践上、理论上都出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倒逼着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思考的逻辑秩序，是落到社会性质上来。只有弄清楚社会性质，才能确定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等。所以，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急迫性非但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减缓，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人们面前。 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共产国际的总部莫斯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布哈林认为，中国军阀代表的封建残余势力占优势，中国革命应该以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结合为主。而托洛茨基、拉狄克主张，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的国家，革命目标应在反帝反封建之外，再加上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显然，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其一贯主张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应用。莫斯科出现两种声音，无疑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回响。这段历史会让我们体认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路，走得多么不容易。还是那句老话，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这真是一条真理。这里，我就不复述历史的细节了，但要指出，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都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和革命不断论者的结合者。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社会性质的判断与认识的正确。 还需要说明的是，除中国共产党人外，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其他各派别，也受到莫斯科争论的影响，而且影响都很大。因此，走得越近越会发现，论战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和繁乱。 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指数较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围绕论战的主题，参与的代表性人物及各方观点有哪些？ 张越：较早撰文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是1928年在上海创刊的《新生命》杂志发表的陶希圣等人的文章。如1928年10月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否定了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等主张，提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封建社会的观点，得到《新生命》杂志多数人的赞同。这一派被称为“新生命派”。又因为该派主要由国民党改组派人员构成，也被称为“改组派”，代表人物是陶希圣。 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新思潮》杂志，组织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意在宣传中共六大的判断，批驳陈独秀、托派和“新生命派”等的观点。次年出版的《新思潮》遂有“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了潘东周、王学文等人的文章，开始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新思潮》成为该联盟的机关刊物。这一派被称为“新思潮派”，反对者则称之为“中共干部派”，代表人物是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左翼学者。 《动力》杂志于1930年创办，托派分子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基本主张是中国经济属资本主义范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动力派”。托派人物主要有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刘仁静等。 此外，还有一些独立身份参与者，如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朱其华等，他们的观点在论战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实际上，各派内部成员间的具体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此外，胡适等人完全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论战持挖苦讽刺的态度，受到各派反对，但是也有相当影响。 何干之在回顾社会性质论战的著作《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说：“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此话点出了论战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论战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一阶段的论战，有哪些主要内容？ 张越：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要想进一步深入下去，就必须不断向前追。于是，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两本书，率先将问题引入社会史领域，而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开创性地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沿着五种社会形态的路径迈进，作了先驱性的贡献。1931—1933年，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先后策划出版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高潮。 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第一，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何特征？第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 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包含政治指向，因此需要理论与史料的高度融合，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各种观点的论辩错综复杂，如果没有专门研究或了解，大概很难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而且，即使政治观点一致，学术观点也未必一致；即使学术观点一致，政治立场也可能完全对立。所以，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指数应高于社会性质论战，参加这样的论战，一定是理论思维与史料考证功夫都过硬的学者。 由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占据主体地位，农村社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于是在1934年又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核心议题是在分析乡村社会性质时，到底应该以分析生产关系为主，还是以分析生产力为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前者，而托派分子立足于后者。 研究大论战有相当的难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如您所说，论争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紧密结合，那么，您如何给这场大论战定性呢？ 张越：从社会史大论战的起因和过程来看，是为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基本线索。这当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既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旨，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展开，才使得不同政治背景的派别、不同政治身份以及不同职业身份（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的人都被吸引到论战中来，论战也表现得声势浩大、波澜起伏、交锋激烈、影响广泛。 有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即参加论战的人至少口头上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随着论战的深入，其学术论辩的色彩渐为浓厚，总体上呈现出从现实到历史、从政治到学术的基本走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当然也就越来越深入了。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定脚跟，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它的有效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论战中现实与政治的诉求始终存在，但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论战的内容愈加坚实厚重，愈加具有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学术界在评价和研究这场论战时，存在哪些难点？ 张越：难点主要还是在于各种因素的相互纠葛与混杂。要做厘清的工作，还是有难度的。当时，那些声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有的隶属于国民党、有的隶属于托派、有的隶属于左翼自由主义阵营；他们当中，有的也认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主张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发展形态去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多重因素混杂的现象，造成从不同的政治眼光和学术视野考察论战得出不同的认识。这些问题需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加以解决。无论如何，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深入广泛地被运用于解释中国问题，此当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为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您看来，这场论战对促进我国史学研究发展产生了哪些作用？ 张越：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因此该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建立的标志。 吕振羽在论战中后期参加论战，他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论著，理论和史料并重，并把中国历史的叙述上推到远古时期，是最早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影响非常大。 翦伯赞在论战高潮时期，发声并不太多，论战进入尾声阶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论战中的各种中国史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范文澜时在北大任教，从事经学、诸子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侯外庐在埋头翻译《资本论》，他们几乎没有介入论战。 我个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社会史论战为之前已经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据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平台，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形成于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成型于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确立的经典著作出版于社会史论战期间。通过对论战的检讨，人们认识到了唯物史观史学中存在的不足、缺点、教训。社会史论战之后，那些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专业队伍中的一员。 由于社会史论战是在政治和学术的多重因素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唯物史观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具有“经世”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由于社会史论战是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和阶段特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强调理论指导和宏大叙事。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点，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有着直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史论战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打下的烙印。 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大论战的历史价值有哪些？ 张越：我们可以引述几段老一辈学者对当时情况的记述。顾颉刚说，唯物史观“象怒潮一样奔腾而入”，“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何干之总结道：“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新的观点（唯物史观）来重新估量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尝试不只使人们相信新哲学是世界的最准确的反映，而且使人相信，只有应用这方法，方才可以解剖迷得古国。”何兹全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 在各种西方思想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在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为中国现状开药方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脱颖而出，社会史论战的爆发是一个关键契机、一个如期而至的平台。 社会史论战最显著的历史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并且成为几乎所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的政治派别、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尽管遭到政治封杀，但是要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基本没有发言权。希求探明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非唯物史观莫属。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性和系统性，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如陶希圣等排斥阶级斗争理论的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有所保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史论战也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场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史大论战，您认为有何现实意义？ 张越：发生在距今八九十年前的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刚刚结束的硝烟未尽之时，何干之就写出了回顾这场论战的专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以及李季、伍启元、马乘风等，都对论战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可见当时人们对这场大论战所带来的影响、值得吸取的经验和应当总结的教训，都非常重视。 但是，今天对社会史论战的研究依然显得薄弱，研究范围和研究力度与社会史论战本身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不相称。 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史论战过程的梳理和研究著作逐渐增多，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的学者也推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也从政治史、思想史扩展至学术史、史学史的范畴。通过研究，论战的政治影响、历史作用、学术收获也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来。 近年来，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种上升趋势和热潮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倾斜和选择性。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个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巨大客观存在，不应轻视甚至无视其历史作用。 在我国思想理论界第一次大规模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这场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破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依据？论战中人们为何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唯物史观解读、认识中国历史？为什么不同党派、不同身份的人都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论战参与者都声称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唯物辩证法的继承者？社会史论战对于在论战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今天中国史学的发展、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延伸阅读 “随着《读书杂志》的终局，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这一争论，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或不正确的结论。不过他们研究的动机和批判的精神，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总算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这是值得指明的。”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长沙新知书店，1938年。 通过论战，“促进了新兴历史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基础”。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 社会史论战“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 ——吴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续）》，《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2期。 “社会史大论战”使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得到壮大。随着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队伍成长起来，骨干队伍得以形成。通盘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我认为，只有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才是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正确的、科学的路向。而缺乏联系的支离研究、公式主义的空泛论争，都将可能使研究误入歧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保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