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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多部文学编年史著作相继面世，如《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文学编年史著作为何会不断涌现？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写作方式的一种转向？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重建文学史观 “今年可谓文学编年史的丰收年，就我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已出版，《左翼文学编年史》也将于下半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告诉记者。 文学编年史为何丰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20世纪80年代，一批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希望文学史的复杂性能够得到新的呈现，唐弢先生即有过相关论述。这意味着学术界开始从文学史入手思考新的文学教育方式，反思和重建文学史观。与古代文学相比，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编年史写作一直比较欠缺，文学编年史的出现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一方面汲取古代文学学科文献训练的方法，加强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力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呈现史料，减少诠释部分，注入历史现场感，让史料本身说话。 《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编年史类著作的出现是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它意味着文学史观及其书写理念和方法上的“丰富”。“编年体是记述型文学史中最典型的一种，其独特的组织史料的结构、规则和体裁，是章节体阐释型文学史的有益互补。”张健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提到，后现代史学观念认为，历史的书写也是一种建构。既然不能奢望书写一部客观的文学史，那么文学史书写该如何发展？一是有个性的文学史，从个人的角度谈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反映自己的立场；另一种是文学编年史的书写，全面提供文学史构建所必需的材料。 用新文本表述新“意义” 在古代文学领域，编年史写作有一定传统，一些学者的工作卓有成效，如曹道衡、刘跃进所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等。 《中国文学编年史》主编、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表示，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部分较为缺乏。 陈文新认为，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文学史写作体裁各有利弊。纪传体的时空意识是以若干焦点（作家）为坐标，注重大局判断。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自由，但在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 那么，究竟哪些史实和作家应该被写入文学史？陈文新表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或许更为适用，即重新建构文学史的目的不是还原或再现历史，而是用新的话语或文本表述新的“意义”。文学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体作家年谱合编”，譬如女性文学研究的崛起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就收录了华浣芳、徐昭华、陈端生、侯芝、梁德绳、吴藻等数十位女性作家，旨在重构完整的文学版图。 撰写者需要史胆、史识、史笔 文学编年史具有客观性、丰富性等优点。但立场客观、知识丰富，是否就能代表理想的文学史书写境界？文学编年史是否存在忽略规律和脉络的局限？ 张健认为，文学编年史同样会有局限。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年体例自身的缺憾，并且同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索引、资料汇编和大事纪年划清界限，编者在编纂过程中，一再强调“编年史也是史，而且应该是信史”的理念。既然是写史，撰写者同样需要“史胆”、“史识”和“史笔”。因此在材料筛选编排、结构设计、文字表述上，均要体现出撰写者“历史的眼光”和“良苦的用心”。 陈文新则表示，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因果关系，作出相应阐释。陈文新在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时便调整了时间段的设计。在使用向下的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从而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同时，设引言/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我们的宗旨不仅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要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道事实。”陈文新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