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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实践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先后召开了32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将红军长征引向了胜利。 （一）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湘江战役后，为了解决红军往哪里去的问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通道军事紧急会议。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红军的军事决策会议。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顽固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主张。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与博古相同的意见。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建议中央放弃北上原定计划，向遵义地区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就此作出决议。接着，在12月31日夜召开的猴场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这三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作出的重大决策挽救了中央红军，同时也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会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同时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了党和红军的决策领导层。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党中央于2月5日至10日凌晨，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党中央在遵义、鸭溪地区决定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又前进了一步。 遵义战役，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随之，蒋介石立马部署对中央红军的新围攻。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求战情绪高涨，林彪、聂荣臻提出要攻打打鼓新场。3月10日，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绝大部分人同意打打鼓新场，而毛泽东坚持打鲁班场，因为那里只有两个师，松动一点。后来，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统一了认识，决定攻打鲁班场。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政治局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红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的仗也没打好，出现一些埋怨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也有所反映。林彪一直埋怨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理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5月12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的表现。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19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标志着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的确立。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不断巩固，在于他具有非凡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主张;在于他始终心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即使在受到排斥和不理解的情况下仍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在于党和红军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不断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时，更加注重树立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实践证明，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是全党全军的意志。 （二）确保了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5年1月24日，按照计划，红一军团占领土城。1月28日清晨5时，青杠坡战斗(土城)打响。在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当即召开由政治局和军委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29日，各路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四渡赤水从此开始。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中央政治局在扎西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即2月5日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常委分工和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明确职责和任务;2月6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的为期3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等;2月9日在江西会馆的戏楼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决定中央红军重入贵州，二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出其不意地杀回马枪。中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扎西会议确定的红军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胜利实施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重大军事行动后，会理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举行会师大会。为了继续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党中央于26日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两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决定指明了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以及红军的胜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为党和红军的前途作出正确抉择;在于我们党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引领红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战略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保了党中央战略意图的圆满实现。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引，红军长征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三）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红军三大主力之所以能够胜利会师，从党和红军内部来讲，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为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决定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领导和团结，坚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张国焘的个人野心。 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毛儿盖会议，再次重申北上方针，但张国焘仍坚持南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其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党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另立之“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方面军共同挥师北上，并于10月下旬在甘肃静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党召开的重要会议之所以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党的团结路线，以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坚决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北上方针，并千方百计地把北上方针变为全军的实际行动;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从大局出发，始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表现出斗争的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从而使党始终掌握与张国焘斗争的主动权，有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四）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今天，学习研究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实践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切实认清确立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长征途中，革命之所以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最根本的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广大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地“跟着走”，从此中国革命就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回望中国共产党90年以来的奋斗历史，正如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与党同心同德。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征的胜利，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长征中，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始终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始终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航行，也为全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树立了光辉典范。当前，党的各项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就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不盲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切实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改进思想作风，真抓实干，扎实工作，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努力创造新的业绩，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必须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活力的重要保证，只有坚持和用好这种科学的组织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紧密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步调一致的坚强战斗集体，才能使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被迫长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缺失，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得不到及时制止和纠正，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中，正是由于恢复和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独立自主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军的组织领导、军事指挥等重大问题，最终促成长征胜利。历史告诫我们，民主集中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切实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自觉做民主集中制的坚定信仰者、忠诚拥护者、自觉实践者，带头学习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严格落实党内生活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坚持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坚决防止和克服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长征的胜利，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等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党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新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更加繁重，迫切要求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风浪和严峻考验，都必须始终牢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始终不渝地高举党的旗帜，坚持不懈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确保部队建设正确方向，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作者系成都军区政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