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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考古的学术新探——《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读后  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巴蜀（今四川盆地）西南侧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古国之一，后世史家多认为其族群活动主要区域在今贵州境内，因而贵州便被称为“夜郎故地”，夜郎考古对于贵州考古人来说，如同巴蜀对于四川、滇对于云南一样，是无法避开的重要研究课题。尽管贵州考古人通过数十年的田野追寻，已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实物遗存材料，但由于一直未发现能确证夜郎活动核心区位的典型材料（如大型城邑遗址等），学界对古夜郎中心地域的争执并没有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减少，反而越趋复杂和多样，这种状况迫切需要贵州的考古工作者利用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对夜郎文明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解答。张合荣二十余年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在寻找夜郎时期考古遗存的田野上，通过反复观察和思考，最近完成的《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这部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尤其是贵州社会各界对夜郎考古和夜郎历史的关注。 作为第一部以古夜郎文明为研究对象的考古专著，该书将滇东黔西地区发现的先秦至两汉时期考古遗存材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通盘考察，空间范围包括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相连地区，时间范围涉及该区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因而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来说，这一成果都是目前对夜郎这一地域性族群文明所进行的最为全面的探讨，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是贵州夜郎考古取得的重要新成果。 通读全书，下列几个方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首先，该书打破现省域的无形界限，将分布在滇东黔西乌蒙山区破碎地理单元中的各小区域考古遗存综合起来进行统一观察，勾勒出夜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图景。长期以来，受夜郎文明在贵州境内的传统观念影响，考古学界便将贵州西部地区发现的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等遗存作为夜郎文明的遗存，或称其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或直接称为“夜郎文化”，而将紧邻的云南东部地区发现的相同或相近的同时期遗存归入滇文化的地方类型，这样对相同文化内涵的考古遗存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张合荣指出，早期族群的活动空间应不受晚出行政区划的限制，因而应将整个滇东黔西地区发现的文化内涵相同或相近的考古遗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这也告诉我们，要从考古学角度解决夜郎问题，除了要在贵州范围内做更加艰苦的田野工作外，还需要西南各省通力合作。 其次，尽管在众多的“西南夷”中夜郎“最大”，但其周边还同时有众多的“旁小邑”族群在活动。由于汉文献记载极其简略，夜郎活动空间的不确定性给夜郎考古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分布在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有的也可能不属于夜郎，它们极有可能是夜郎“旁小邑”遗存或相邻的其他君长国遗存，只是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还无法进行这种识别，只能将它们拢在一起作为探讨夜郎文明的基础性资料，待今后随着新发现材料的增多和研究手段的改进，再将它们进行更加科学的划分，这种审慎的认识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无疑也是恰当的。 再次，对滇东黔西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材料的处理上既有综合分析也有区域个案的深入研讨。作者先依据已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分布情况，结合文献史料和地理生态等，全面论述了古夜郎族群的活动空间在以乌蒙山脉为核心的滇东黔西地区，夜郎文明是以当地早期青铜文明为基础，不断吸收周边其他族群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一个文化内涵基本相同的文化系统。在研究中，作者注意到，由于该区域地理环境的复杂和多样，各区域青铜文化遗存除体现出明显的相连性外，自早到晚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对各小区域文化遗存体现出的文化个性，亦分别进行了相应的个案分析，从而强化了西南夷族群众多及形成这种众多族群文明的传统。 再次，该书初步构建了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谱系的基本框架，填补了这一时期该地区文化谱系的空白。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该区域早晚期青铜时代遗存既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便分别按乌蒙山西缘昭鲁盆地、乌蒙山东缘黔西北山地、乌蒙山东南缘黔西南山地和乌蒙山西南缘曲靖盆地四个区域勾勒出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由于受发掘材料较为零碎和发掘资料整理不及时等限制，目前得出的年代框架还存在缺环，青铜文化的发展谱系也远非完整，但却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最后，随着西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扩张和征伐，郡县制的相继建立，大批汉移民开始向夜郎等西南夷地区渗透，使该地区原本小邑林立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夷族群文明在汉文化大潮的席卷下开始了融入汉帝国的历史进程，因而可以说汉并西南夷，是造成这些地域性青铜文明迅即衰退的根本原因。两汉时期进入到西南夷地区的汉移民，依托汉政府设置的郡县，在生存空间上同原地方族群犬牙交错，文化相互影响，对这种同时或具有取代关系的汉文化遗存，实不应将其简单地与“西南夷”地方族群文明相分割。应将其作为探讨夜郎文明的又一批客观材料，本书通过对赫章可乐地区汉墓、贵州全省范围内汉墓和汉墓中出土部分典型器物如铜灯具的综合考察，借以寻找汉代郡县地理位置，汉文化与地方族群文化相互影响和整合的链条，得出的不少新认识也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孙华教授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指出的那样，作为夜郎考古和夜郎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受客观材料的限制，本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书中有些推论还有待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补充和强化。但对已有的基础材料进行不断研究和检视，是将夜郎考古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径，从这一角度讲，该成果的问世无疑对贵州今后开展夜郎考古工作将会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 (《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张合荣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定价120元。）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4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