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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欣 陈涛 原载 《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提要】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从上世纪初叶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引领了大半个世纪的辩争，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虽然在唐宋史学领域反响并不强烈，但开启了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对“革命”的概念虽然仁智互见、歧异颇多，但以“变革论”为契机，以社会经济为突破点和核心，众多中外学者就如何认识唐宋城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如何把握城市社会的多维空间和多元化的变革模式，已从诸多层面进行的深入探讨中取得丰硕成果。在本世纪崛起的全球史观的视野下，这一论题又被引入人与自然互动的新“空间”。 【关键词】 中世纪城市革命 唐宋变革论 城市史研究 城市变革 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这是中外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由唐到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其中，作为社会重要载体的城市，它的变化往往昭示着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论说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并且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一、“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 中国古代经历的城市变化，有学者冠以“城市革命”之说，作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其实可追溯到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概念。在这场讨论中，对“革命”的诠释，发轫于伊懋可等学者提出的“经济革命”，并且成为讨论的基点。 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往古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他称之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1]，其着眼点主要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的“经济革命”。作为这一观点的基石，他指出宋代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他将“宋代经济革命”的表现，归纳为农业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水运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ter transport）、货币和信贷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oney and credit）、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arket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和科学技术革命（The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北宋の社会経済》一书中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的论说，他将之归纳为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3]伊懋可与斯波义信二人的分类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将都市化作为宋代经济革命的重要变化之一。可以说，此后学界经久不衰的“城市革命”论说应发轫于此。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概念，是以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为基本指导性理论框架，开展对中国城市史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概括为“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中的中世纪革命”，认为这个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为：（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他指出政府放弃对贸易的干预和地区经济的商业化萌芽，正是造成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原因。[4] 施坚雅经过对中国历史长时段的认真考察后指出，这场中世纪城市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在其它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从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不但内地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子地区间发展也常常不平衡。在公元10世纪，中国西北大区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而华北大区域却处于经济高涨时期；在公元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华北大区却呈经济衰退之势。因而，西北和华北区域的都市化都拖了下来。[5]可以说，中国多数区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到帝国晚期才发生的。作者认为，城市职能的强度水平，从唐初至中世纪周期末，始终是稳定的，或者甚至是增长着，真正重大的变化，就是官僚政府在这些职能──行政社会职能及经济职能──上所起的作用在不断收缩。因而，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6] 施坚雅的上述论断，的确很有见地，尤其是他对政府作用于社会经济及对城市的解析，以及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市革命的作用，这两点给我们研究城市史提供了新的思路。施坚雅的论说在中国唐宋史学界反响并不强烈，不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概念的背后有着自20世纪初以来国外学术界广泛争论的“唐宋变革论”的影子[7]。 “唐宋变革论”源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的倡说，其影响延续至今。内藤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全局观，将唐宋时期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认为唐代和宋代有着显著的差异，强调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指出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的“唐宋时代观”[8]，正是源自宏观视野的概括，学界通常称之为“内藤假说”或“唐宋变革说”或“唐宋变革论”。 这一论说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引起颇多争议。张广达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其论说的评价堪称公允：“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9] 内藤之后，宫崎市定（1901－1995）对唐宋变革说展开充分的论证。在经济方面，内藤认为，唐代货币使用量不多，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不多，主要供应上层社会；而宋代是货币经济，空前的铜钱经济，而纸钞和银的使用量也愈来愈大，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大增，流入百姓之家。上世纪50年代初，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问世，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的不足，全面地列举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倾向资本主义，如大土地经营，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市场化）也更为普及，并走向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经营；土地本身亦市场化，成为投资对象；商人阶层兴起；城市商业化，累积大量财富；坊市制消失，草市镇市等贸易点沿着水陆交通要道兴起；农村进入交换经济，与城市和商业密不可分；北宋的经济仍以运河为中心，南宋则同时以运河和海道（海外贸易）为中心；煤的大量使用，无疑是燃料革命；铁亦大量使用。[10]在内藤“变革说”的宏观导向下，宫崎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社会特征及具体层面。 然而，直接切入了唐宋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社会经济层面，且在这一层面上，最早真正对由唐至宋的城市变革进行系列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是加藤繁，其与之相关的系列论文基本都为《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11]所收。加藤氏对唐宋时期坊市制的崩溃、草市的发展及商业组织的“行”等问题都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建树和新认识：一是从城市制度层面提出坊市制向厢制的转化；二是分析了草市的发展带来的市场分布及形态的新格局；三是对商业组织内部变化的研究推进了后学者揭示其与城市结构变化的关系；四是对城市市民生活变化的研究，带动了我们思考城市社会消费结构的终端问题。 中国学界对中古城市经济变革问题比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被称作“食货派”的一批学者，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为契机，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12]。其中全汉升、鞠清远对唐宋时代市镇等的研究对开启现代中国史学界对城市变革问题的关注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 此后，中外学界关于唐宋城市变革的研究更不断深化。 二、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拓宽与深化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施坚雅和伊懋可合著的具有开创性质的著作──《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The Chinese Between Two Worlds）[13]出版以后，西方学界关于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知识和评价大量增加了。最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开始越来越注重过去时代中国城市变革的一种或多种模式。[14]总的看来，中外学界关于“中世纪城市革命”（或称“唐宋城市变革”）的研究开始不断深化，学者们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上对坊市制崩溃的关注，涉及到城市规划、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地域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等等。 1．城市规划与城市结构研究 贺业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关于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之形成及其传统发展的若干问题》[15]一文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阶段的认识：回顾自春秋、战国之际直到明、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岁月里，就营国制度体系传统论，它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封建制勃兴的春秋、战国之际，到形成封建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可列为第一阶段。自东汉迄明、清，则列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唐、宋市坊规划制度的改革为转折，分为两个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推动了城市规划制度改革。他强调了唐宋时代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是研究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作者通过对比古典市坊规划制度（即唐宋演变之前的旧制）与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来揭示这番变革的实质，认为，这场变革的发生和发展进程，正好反映了中国中世纪因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而引起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力量的发展进程。商品经济力量就是这场大变革的推动者[16]。贺业钜抓住由唐到宋这个关键时期，强调交换经济在市坊规划制度与城市分区结构变化中的作用，进而探讨市坊规划制度变革对推动城市规划制度改革以及改变城市商业布局和聚居生活的组织方式中的积极意义。从城市规划体系演变的角度讲，作者把坊市制的变革（即向开放的转变）作为划分阶段的重要依据，有其独到之处，对此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开展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封闭结构逐渐走向开放，已经成为学界对“唐宋城市革命”的共识。林立平是中国学者比较早的对此展开研究的，他在《封闭结构的终结》[17]一文中，从分析城市结构的生成、发展与递嬗入手，探讨了唐宋之际城市结构的变革。作者认为，自城市形成以来至唐中叶为止，城市系封闭结构，宋元明清的城市属于亚开放结构，中唐至北宋中期市坊结构向厢坊结构的过渡，是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由封闭结构向亚开放结构的转折。林立平强调唐宋之际是我国城市结构的重要演变时期，这不仅因为城市结构在这个时期由封闭结构演变成亚开放结构，而且还体现在城市分布结构在这时期的重大变迁。作者通过探寻城市分布结构的规律，就中国城市分布变迁的轨迹提出有两条主线：第一，都城分布是按由西向东、从南到北的线路迁徙，其代表城市是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第二，城市分布重心则由北向南移动，即最初的城市规模和密度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代表，后来则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最突出了。作者认为这是我国城市分布结构变迁的两个基本特征，而这种变迁的关键时期恰在唐宋之际。他的《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18]与《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19]分别对古代都城由西向东的迁徙过程及其原因和城市分布重心南移的问题作了探讨。林立平的研究，其特点在于：一方面，作者通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租佃制、国家控制（人身依附关系）、意识形态（统治思想、社会道德）等层面，同时重视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以此探讨唐宋之际城市结构的变革，提出城市结构在这个时期由封闭结构演变成亚开放结构；另一方面，作者强调城市分布结构在唐宋时期的重大变迁，并指出这种城市布局的变化又昭示着经济重心变化的大趋势。 王才强（Heng Chye Kiang）是建筑学领域中研究建筑史的学者，他在《贵族与官僚之城：中世纪中国都市景观之发展与演变》（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20]一文中，集中考察了隋唐、五代和两宋这一历史时段，结合都城和地方城市两个层面，就城市从形成到功能的变革进程进行了深层次分析研究，该书从建筑史学家的角度，对诸如城市天际线、城市肌理、城市边缘、城市网络、郊区、街道和城市景观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该书的理论支撑点之一，是从（汉魏）六朝到宋代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主要变化，即旧贵族的消亡与大量军功贵族的崛起。作者承袭了贯穿于后来的著者们的论著中用以阐明城市变革问题的例证，即隋唐长安和洛阳被作为古老类型城市瓦解崩溃的典型，而宋代的开封和杭州则被作为新型城市崛起的代表，来支持在同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城市变革发生的基础这一论点。同时，作者强调，中央权力的削弱既包括皇帝的独裁削弱，也包括贵族统治的削弱这两个方面。如果不考虑可能性的话，文化精英的崛起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就是崛起了一个富有儒家精神的官僚阶层。作者认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些新的官僚由于缺乏世袭的权利和威望，绝少可能在帝国晚期去向皇权的重建挑战。因此，作者主张中国中世纪城市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基于政治上的变革（中央权威的弱化、贵族阶层让位于士绅阶层等）。正是在宋代，一个新的城市纪元已经到来。对照隋唐时期受制于贵族的城市里坊制、宵禁和严格的城市控制，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官僚治理下的城市是开放型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商业和娱乐活动的进行，不再受到以往时空上的控制。作者论证政治变革对城市生活变化的作用，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研究城市变革也是十分重要的。 2．城市多维空间研究 从“空间”的概念考察城市结构及其变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研究热点。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早在1965年发表的《象征主义与功能：关于长安和其他大城市的思考》（Symbolism and Functions, Reflections on Changan and Other Greater Citis）[21]一文中，就初步提出了中国城市的“宇宙论”思想。此后，他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22]一文，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从“宇宙论”视角的考察，开启了新的视角，对此后的城市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世纪以来，李孝聪从地域空间的视角对唐宋城市变化进行的研究，引起学界的重视。他在《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23]一文中将城市作为“面”，研究其选址、城址转移、街道布局等城市外貌的形态特征和城市内部的地域结构，揭示了唐代坊市制城市从形成到解体过程中规模形态、街道布局、职能组织配置关系的变化，以及导致唐代城市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唐、五代城市形态与地域结构演变的规律。同时，作者还强调城市变革的逐步性、渐进性。在他的系列研究中[24]，分析了由唐到宋，中国城市开始从封闭的里坊制形态向开放式街巷制形态转变，指出这种开放式的街巷制形态从宋朝一直保存到元、明、清时代，达1000年之久，迄今我们仍然能够从当代中国城市中发现中国王朝中后期城市形态的影子。这个变革的过程是逐步地、渐进式地，其中虽然不乏前一历史阶段城制的余光折射，但是城市发展的总趋势、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城市管理与宋朝相比已有很大差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坊市制度的演变为线索，从唐代都城与地方城市形态和地域结构的塑造及转型来审视大唐王朝的时代，而且作者通过研究运河城市与城市形态的关系[25]，探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市布局的走向，突出城市形态所反映的在城市规划上由象征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转向，进而从城市形态来揭示社会变革，并且强调这种城市变革在长时段中的逐步性和渐进性，这些都颇有见地。 在城市史研究中，除了城市形态、地域空间的角度观察实体空间而外，“政治空间”“社会空间”等虚拟空间或多维空间，也被引入了城市研究的领域。 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26]指出：1980年之后，日本学者向两个学术方向展开研究，其中之一是，利用当时的史料复原城市景观，从而探明其历史性。目前的一个新研究倾向是对城市空间的“场”的研究。城市空间的研究视线产生了对人与人之间结合而形成的“场”的分析和对城市文化设施的分析。从政治史角度考察城市空间时，有必要考察城市的各个具体的“场”中结成了哪些关系，进行了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其关键在于所谓的政治空间。他在《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27]一文中提出：所谓的政治空间包括物理性空间、具有功能性的抽象空间和更微观的皇帝与官僚间的距离所见政治空间三个层次。作者从政治空间这一视角探讨了唐宋间政治的变化，认为以往的研究将唐宋间的政治变化看成是唐代的贵族政治（通过皇帝与贵族的协议体开展的政治）向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在官僚制的基础上，皇帝对所有事务都进行政治裁决的体系）的转变[28]。若将其置换到政治空间来看，可以看做是皇帝、官僚政治空间比重的变化。 由于政治权力往往在中心城市发生变动，日本学者的这种研究视角，虽然不是直接研究城市，但却在具有政治中心意义的城市，开辟出政治空间这一概念和领域，的确很有新意。 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重视对社会空间的研究。在这方面，荣新江对长安研究一直长期关注，他的《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29]一文，将长安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增补，都城制度及其演变的探讨，考古发掘的成就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他组织的“隋唐长安读书班”坚持数年，以期部分恢复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方面。他强调新的研究视角，即：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从基础性整理工作入手，目前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仍然在有条不紊的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讨，系列成果已蔚为可观。 如何认识唐宋城市“公共空间”及其拓展，是近年研究学者热议的论题。 宁欣的系列研究在这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者将城市空间析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作者地观察到城市空间具有的多重性和多维性，提出从某种角度，可以把唐宋都城长安、开封和临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梳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和无形变化，具体表现为平面布局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作者认为，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都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城市社会结构变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商品经济因素展示了其无处不在的穿透力[30]。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后提出，空间的扩展无疑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以城关为中心或枢纽，以城内主要大街通过城关连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这是不改变城内空间的情况下，扩大现有平面空间的利用率，增大城内的弹性和流通性，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外延的扩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和原有的空间结构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立体空间的扩展，表现在民居和商用打破不得起楼阁的规定，尤其是商用起楼，使都城具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也具有更大的弹性。正是由于平面空间和立体空间的多向拓展，都城才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才有了更大的弹性，唐宋城市变革进程才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无论是平面面积的扩大，还是立体方向的扩展，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开拓，也是城市内部结构（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社会群体分区特点等）的调整与变化的反映，是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31]。对人们以往忽略的街道、场等空间在城市“公共社会空间”拓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系列论文《不可忽视的城市社会空间：街──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上）》[32]、《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33]、《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34]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街道这种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在都市地域空间的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功能，应该把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唐长安城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公共性的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功能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市”与“场”从两个原本不同的空间成为集合名词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缀合，而是城市公共空间逐渐拓展的重要表现[35]。 荣新江通过将研究视点聚集在唐代长安的王宅和寺观，考察了前者向后者的转移，指出：这种转移的结果，实际上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阐明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时的社会史意义[36]。 3．妹尾达彦的系列研究 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的学者妹尾达彦在长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形成了一系列说服力很强的成果。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宽泛，并不仅限于对长安的城市建制及其沿革进行探讨，而是将考察都城制度沿革与论说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变迁巧妙地融合为一，充分关注长安的经济、政治、文化、市民生活等众多层面。氏著《唐長安の街西》、《唐代長安の盛り場》（上、中）、《唐代長安の店舗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中国都市の景观》[37]等文描绘了长安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38]一文将考古学调查成果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分析从8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期中唐大明宫的建筑构造与政治、社会机构的关联；《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39]、《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40]、《都市の生活と文化》[41]诸文对唐代长安的社会文化进行了考察。在前述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妹尾又出版了《長安の都市計画》[42]。在这部书中，作者以世界史的整体眼光，通过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社会思想演变等多个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在综合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其二，妹尾擅于从他人不甚关注的材料中找到灵感，能够用新的视角解读唐代长安历史。氏著《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43]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44]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进行了复原，将《两京新记》中所描绘的八世纪前叶为主的长安的情景，作为跨越三百多年的长安城景观史的定点坐标，为后人的长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关中平原灌溉设施的变迁与唐代长安的面食》[45]一文对在关中平原灌溉渠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泾惠渠的变迁作了整理，主要分析唐三白渠渠系及管理的改善，及其与长安面食流行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地带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 妹尾在研究中提出“历史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的命题，并强调他本人的研究旨趣，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关系，从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唐朝在几百年统治期的政治统治力和影响力的变化，审视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安城。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成为讨论热点的21世纪，妹尾宏大叙事、中西结合的手法又给我们呈现了新的惊喜。 三、结语 自“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提出以后，中外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囿于施坚雅所归纳的五个特点，而是从不同角度、多个领域展开研讨。本文没有涉及到的诸如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管理制度、城市社会组织、城市生态环境、古都研究、城市人口、城市类型、城乡关系、城市文化、城市人群及其意识等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诸多学者陆续开辟的领域。“中世纪城市革命”或“唐宋城市变革”论说实际上开阔了学者的研究视域，带动了学者研究的问题意识。有的学者着手的课题细腻具体，但视野却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有学者提出：在探讨“城市革命”时，长时段的考察和不同地域地方城市的差异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研究内容也不能仅限于坊市和城外郊区的发展，否则就会出现以往研究中的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不问差异和短视的偏颇。他的提醒中肯而具有现实意义，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努力加以克服的。中国中世纪或唐宋时期城市的变化，研究者见仁见智，对“革命“一词的运用也颇多歧异，但这一论题引领了大半个世纪以来唐宋城市变化研究的潮流，众多学者参与其间，将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将研究领域和考察视角不断拓宽，引导我们不断思考唐宋社会抑或唐宋城市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认识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如何评价、如何定位的问题。 [1]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73. [2]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pp. 113-199. [3] 参见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経済》，松丸道雄等编：《世界歷史大系•中国史3•五代──元》，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99页。 [4] 参见G. W. 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或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4页。 [5] 参见《施坚雅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评介（代序）》，《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第5页。 [6] 参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26页。 [7] 参见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8]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9] 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0] 宫崎市定：《東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ㄙス社1950年版。中译文《东洋的近世》，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黄约瑟译，第153－241页。 [11]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2] 李方祥：《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第105－110页。 [13] Mark Elvin and G. W. Skinner. The Chinese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74. [14] 参见〔美〕林达•约翰逊（Johnson, L.C.）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页。 [15] 贺业钜：《关于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之形成及其传统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6] 贺业钜：《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第200－217页。 [17] 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 林立平：《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第 89－102，69页。 [19] 林立平：《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第71－81页。 [20] Heng Chye Kiang.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或参见〔美〕熊存瑞：《古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进展》，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蔡云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22页。 [21] Arthur F. Wright. "Symbolism and Functions, Reflections on Changan and Other Greater Citi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4, 1965, pp. 667-679. [22] Arthur F. Wright. 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City,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3-73. 中译文参见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7－83页。 [23] 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306页。 [24]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5]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79页。 [26] 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7页。 [27] 平田茂树：《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71页。 [28] 参见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弘文堂1947年版；宫崎市定：《東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ㄙス社1950年版。中译文《东洋的近世》，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黄约瑟译，第153－241页。 [29] 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30] 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第96－102页。 [31] 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5－84页。 [32] 宁欣：《不可忽视的城市社会空间：街——唐宋城市变革中的线形空间（上）》，《通过城市看中国历史──韩国中国史学会第6回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5年，第166－183页。 [33] 宁欣：《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第73－79页。 [34] 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79－86页。 [35] 宁欣：《“逢场作戏”——对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年待刊。 [36] 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版，第101－118页。 [37] 分见《史说》第25號，1984年，第1－31页。《史流》第27號，1986年，第1－60页；《史流》第30號，1989年，第37－91页。《布目潮渢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1990年版，第191－243页。《史境》第22號，1991年，第25－30页。 [38] 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第97－108页。 [39]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儀礼空間——皇帝儀礼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第1－35页。中译文（黄正建译）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498页。 [40] 妹尾達彥：《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95年。 [41] 妹尾達彥：《都市の生活と文化》，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365－442页。 [42]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2001年版。 [43] 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553页。 [44] 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2页。 [45] 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42－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