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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卷 赵光贤师百岁诞辰来临之际，重新拜读先生的大著，追思先生的教诲，体会益深。赵光贤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问大家。他的论著佳惠一代学人。先生早年得陈垣校长教育，学术视野广阔，曾经于世界史、中国古代史方向等的研究下过功夫，并且作出不少成就[1]，但其专门攻研的方向还是先秦史。今就先生在先秦史学术研究的特色谈谈点滴体会。敬请专家指正。 一 以“求真”为目标的先秦史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先秦史以其资料繁难问题太多而著称，先生的相关研究，非常重视历史求真的问题。远古史的研究时常会碰到历史记载与考古文化的关系问题，先生对此是十分重视而慎重的。他提出，“首先我们应当尊重考古材料”，“应当根据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印证”，先生曾经关注到东南地区的考古文化，并且研究了《左传》哀公七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以及《史记·吴太伯世家》的相关记载，指出，这种新的考古文化的地域就是“太伯仲雍逃奔的地方”，但是“他们和‘治周礼’的周族有很不同的风俗习惯”[2]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提出的看法，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为古史求真的敏锐眼光，令人赞叹。 先秦历史文献，往往由于时代久远，传抄有误等原因，所以许多材料都需要认真鉴别研究，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求得史料之真而用来进行相关的研究。例如《尚书·金縢》篇的真伪问题，前人研究甚多，异说纷呈。先生的研究采取仔细分析的办法，将此篇的三段文字分开来具体研究，指出，这三段文字是后人揉合一起的，其写作时代和性质彼此大不相同。首段文字是《金縢》篇的本文，可以看作是周代史官记录。后两段文字乃是后人追记的传说之辞。如此分开研究，对于这篇重要资料性质的疑问和文本的可靠性问题，方才豁然开朗。后来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使用《尚书·金縢》篇的材料多采用先生的这一说法。先生总结这种求真的研究方法说： 由此，我们可以懂得对于古代文字，必须首先考查其写作年代及其性质，即令同在一篇中也未必是同时之作，这种情况很多，不能视同一律，应当区别对待，方不致误。[3] 对于古代史料的细密观察与研究是先生学术的一大特色。文心之微，细于发丝。对于史料的考证求真，先生可谓不遗余力，未达真谛，决不停息。先生考证研究的先秦史料的范围很大，小至一篇文章，大致一部书，往往都在先生的研究范围之内。再如《左传》这部先秦重要的史学著作。它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为研究先秦史者必备的参考资料。在中国古代经学史上，《左传》是今古文经学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到了近代以来，今文学依然坚守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对于《左传》的研究，先生跳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圈子，以新的科学态度来考证辨析此书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撰写了在学术界很大影响的《<左传>编撰考》上、下两篇重要著作[4]。先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左传》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这就使许多纠葛不清的问题有了得以解决的路径。先生还分析《左传》一书的许多具体内容，证明《左传》当分为记事与解经两个部分，解经部分的文字为后加，与记事文字有别。就是这部分解经的文字也非一人一时所作。先生还进而分析，《左传》中还有解《传》之语。这个认识非常精辟，发前人所未发，为研读《左传》解决一个不小的问题。《左传》作者是否左丘明，这是一个传统的老问题，先生以新的视角重新作了考察。先生指出，《左传》记事不仅有和《春秋》不同的，而且有违反经意的地方，这应当不是“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所当作的。先生还从《左传》记事与孔子思想有违及《左传》解经多误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指出《左传》不当为左丘明所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左传》亦非刘歆伪作，也不是吴起若子夏所作。关于《左传》一书的作者问题，先生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左传》的作者是作为孔门后学的鲁人左氏，是他对于《左传》作了最后的整理、加工和改编。先生对于《左传》的史料来源及成书时代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推断成书最迟在前430年后不久，把它改编为编年体的史书的时间，当在前352年之前。总之，可以肯定，在战国末叶之前，《左传》已经成书。这些细致缜密的研究，把《左传》真伪问题一一剖析，从《左传》本身及同时代古书的对比等多方面进行论证，这就把研究先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史料，肯定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之上。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先生采取层层深入，剥笋见心的办法，逻辑论证丝丝紧扣，不留空隙，终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再次拜读先生研究《左传》的这上、下两篇大著，深深感悟到非如此求真，《左传》之真将无从置信矣。 求真的科学态度可以说是贯穿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先生不仅于先秦史研究、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的考察等方面求真，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力求其真。先生的外文功底甚厚，先生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仅深入研读而且有时还要核对德文原版，以求其真。例如，马克思在谈到家庭制度的演变时曾经涉及到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这段非常重要的话是：“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先生在引用这段话时，特意查找狄兹德文本进行核对，并且有所订正和改动，以求马克思原来文本的真意所在。在研究著名的“黑劳士（又作“赫罗泰”）”的社会身份时，先生不仅详细研究了古代希腊和斯巴达的历史，而且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相关部分的1946年狄兹德文版的文本进行研究[5]，对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二 创新思维的卓越成果 先秦史研究是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名家辈出的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多，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是先生时常关注的大问题之一。先生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充满敬意，时加介绍和评析。先秦史研究的名著，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等，先生都曾经给予很高评价和热情推荐。先生对于前人成果信则当信，疑则当疑。持全面继承、批判创新的态度。先生的研究唯陈言之务去，创新发现是其成果中随处可见的内容。先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的《周代社会辨析》一书是为典型。 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学习研究，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义并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掌握其灵魂和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中国古代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有关论断的时代背景。先生针对这种情况指出： 我们不应忽略，马克思这些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最后一章中特别强调商品生产在建立奴隶制中的作用，统统是就希腊、罗马而言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当成框框硬套在我国的历史上，那就和我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不能相容了。[6] 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正因为掌握了其精神实质，所以在研究工作中时有创见。例如，在论析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时或有学者把生产工具在历史上的作用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断言必须先有铜制生产工具，才有奴隶社会，必须先有铁制工具，才有封建社会。由此出发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就可能会出现简单化的作法。先生指出，生产工具的变更对于社会生力的提高虽然有巨大作用，但这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认识到“历史是人创造的，因而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决不能忽视人的因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先生的分析实事求是，令人信服。对于克服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工作的教条化简单化倾向有很大作用。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先生持西周封建说。这一说法虽然许多前辈专家都有共识，但全面深入论析这一问题并著有厚重的学术著作来进行研究者，先生当是第一人。先生所著《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为世所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先生论周代社会性质，首先分析商周之际的社会变化，然后从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的身份方面进行考察，再具体地从宗法制度、采邑制度、世卿制度等典章制度的剖析研究方面进行论证。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周代意识形态的封建性质，这也是同时代的专家的相关研究中不多见的。《周代社会辨析》一书的全面系统研究，在社会形态研究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性成果，是学术界相关研究的集大成式的成果。这一成果中，先生的创见迭出，引人入胜。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大学派是当时社会上意识形态的主体和学术的中坚，前人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多忽视这四大学派所争论的关键何在这一问题，先生在进行全面的分析之后，指出，虽然各个学派皆有特色，但他们都关心政治，关注社会发展的走向。先生指出，四大学派“所争论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一，是维持还是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阶级专政。二，怎样消灭封建割据与战争，实现统一国家。……先秦诸子的争论还有一个特点，决不可忽视，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争论过奴隶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全未谈到奴隶问题。”[7]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历为人们所关注，先生独开视角，从这样的高度来看问题，研究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在先生以前还未见到过。先生的这一发现，不仅为其周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方面的坚实证据，而且对于研究百家争鸣与先秦诸子的特色也极富启发。 坚持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创新，是先生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原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初曾经对自己的研究作过一个小结。先生指出：“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论点力求做到有根有据，而这些根据又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决不能以自己的主观为依据曲解史料。”先生的创见非常注重要有坚实而丰富的证据。这是其创新成果为学界所赞扬的重要原因。先生强调，这是自己一直坚持的一个“工作的准绳“[8]。虽然时隔多年，我们今天重温先生的这些语言，还为先生扎扎实实的创新精神所鼓舞和感动。 [1]先生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仅收入《古史考辨》一书的就有《司马迁生年考辨》《裴炎谋反说辨诬》《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明失辽东考原》《朝鲜史料中明季建州女真之社会生活》《清初诸王争国记》等多篇。 [2]赵光贤《古史考辨》第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3]赵光贤《古史考辨》第6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4]先生的所著《<左传>编撰考》（上），原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0年第1集。《<左传>编撰考》（下）原载《中国历史研究文献研究集刊》1981年第2集。这两篇后来均收入先生的《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见此书的第127至187页。 [5]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6]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8]赵光贤《自序》，《周代社会辨析》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按，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小事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沈长云、王冠英、王和诸兄问学于先生时，《周代社会辨析》一书出版，我们每人都得到先生的馈赠。后来先生检查此书关于裘卫诸器的考证部分缺少一条《五年卫鼎》的相关材料，便让书法和学问俱佳的王冠英兄手写几份给大家，附于书中。先生于学问之认真，于史料之丰富准确皆甚为注重，于此可见一斑。今再捧读此书，见书中所附冠英兄奉命抄写的纸片，感慨良多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