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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考古工地都存在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是考古专业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获得正式的职位，只是按工时和工作量得到报酬，他们具备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修复经验，但没有获得职称和编制，他们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是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考古技工。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古工地和资料整理室有了技工的身影，目前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考证。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技工的出现应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埃及、爱琴海地区、中南美洲等地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有关。这些考古发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本国招募工人长途跋涉费用太高，也非常不便，因此只能依靠雇佣当地居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为了交流和管理的方便，早期考古学家将当地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强的工人提拔为“工头”，并教给这些“工头”一定的专业考古知识，让这些“工头”来培训和管理其他的“人夫”，当然这些“工头”获得的工资就相应的高一些。举例来说，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W.M. Flinders Petrie）自1881年至20世纪20年代在埃及的一系列发掘工作，便是培养一些埃及当地“优秀的工人”，让他们来管理和训练下面的民工，有一个“优秀的工人”家族的后代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皮特里使用过的木杖，并以此为豪。还有英国考古学家吴理（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另译作伍雷）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将180名当地工人分配给三个经过训练而且可靠的阿拉伯工头支配，工头的任务是教会其他工人工作，掌控发掘过程，帮助解决争端。这些“优秀的工人”或“工头”便是技工的前身，只是当时他们还不能将考古作为一个终生的职业而已。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上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到20年代初安特生在中国北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都雇佣的是中国工人，其中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和庄永城等人所从事的工作便类似于技工（白万玉曾多次参与安特生主持的早期发掘工作，有时安特生本人并不参加田野考古活动，而是直接委派白万玉完成发掘，正是由于跟随安特生的经历，白万玉打下了坚实的考古专业基础，到了50年代他成为了发掘定陵的现场指挥）。自此以后，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像安阳殷墟、山东日照两城镇、北京周口店等工地都有技工参与其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工地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技工，即便是放到今天，他们也是考古领域的杰出人才，这其中有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连春，他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据石璋如先生回忆，胡占奎力气很大，人很能干，会说两门外语（蒙古语、俄语）；魏善臣会说蒙古语，并且甲骨拓片做得很好，有时候后勤事务也由他管理，1937年进行的绥远调查便是由他和石璋如先生二人共同完成；李连春专门负责照相和冲洗照片。这些技工长期为史语所工作，即便是抗日战争期间也跟随史语所辗转各地，为战争期间转移和保护文物出力甚多。1936年史语所在日照两城镇发掘时，因为当地民工均系新手，史语所便从安阳调来技工负责训练工人。 除了史语所外，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发掘工地上也雇佣了一些技工，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之中还出了一位烈士。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停了下来，但当时53岁的老技工赵万华和其他几名技工带领着一些工人继续坚持在第四地点做小规模的发掘和筛捡工作，并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写信与贾兰坡先生联系。当时，一支抗日队伍与日军在周口店一带发生过激战，抗日队伍撤离以后，有人指认赵万华为抗日人员，日军将其逮捕。入狱后赵万华被刑讯逼问抗日队伍的下落，未果，日军于1938年5月11日将赵万华和其他30余人押到房山城西，将其挑腹杀害。 考古工地使用技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为了缓解大规模建设所带来的考古工作压力，全国各地开展了多次“亦工亦农”的考古培训班，在实践的锻炼当中产生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考古技工，他们为近40年的中国田野考古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一部分70年代培养的技工仍工作在考古发掘第一线。随着新时期各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学生的增多、劳动法制法规的健全、七八十年代所培养的技工老龄化以及当下技工的待遇和生活质量偏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等诸方面原因，目前技工的总体数量正在减少，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