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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这句话道出了生活史对于历史学最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史学产生于二十世纪。清末民初正处于史学变革之际，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20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社会生活史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总的来说，社会生活史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因此，生活史研究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历史，为史学研究带来新视角与新方法。 从日常生活发现历史 日常生活世界各种不断重复、人们习以为常的活动，多为“群体无意识”，这属于心态史的范畴。心态史关心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阐发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对于认识日常生活很有用处。心态史的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彼此难分，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习惯，而习惯都是心态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就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就研究实践来说，民间传说、神鬼观念以及反映的宇宙观是认识民众心态的重要途径，如钟馗捉鬼故事即是如此：“虚耗”观念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产生，“太虚”被认为是世界的本体，冥冥空虚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古人在对虚空的探索中，将虚宿天象作为人间社会祸福的主宰。又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以往多把它作为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新的研究则认为，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故事是族群认同的产物。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观察中国人对于传教士言行的看法，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伦理世界，可以认识中国人信仰的特点。总之，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社会史研究，都是从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形式。 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 生活史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关注到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并不排斥政治与国家，但是研究方法是从此出发，将民众的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是生活展示的舞台，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中得到了新的体现。基层社会主要由普通人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形成与基层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引入地域研究的概念。地域研究把人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地域场景中认识，重视社区，其立意仍是探讨基层社会、关心普通群众，成为了生活史必要的研究框架。 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识 中国社会史家冯尔康指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对于生活史来说，也应如是观。日常生活史研究使史家别具只眼，使反映民众日常活动的账簿、契据、文书、日记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进入视野。以契约文书为例，由于存世数量较大，反映的生活面向较多，出版的史料汇编较多，以往利用契约文书偏重于土地买卖，目前侧重于日常生活。如有学者利用中古时期的契约，以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为主题，揭示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是为“冥世契约”（通常说的“买地券”，埋在坟墓里，是亡人向神祇购买墓地的凭证）。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人物传记是记载人物活动的基本资料，中国正史的体裁为纪传体，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但主要是官员的，而文集中的墓志传记文数量多于正史，特别是还有大量出土墓志，保留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传记，反映了多方面日常生活细节，利用墓志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大有作为。档案特别是诉讼法制类档案保留大量民间资料，反映了下层社会的面貌，认真解析口供是重要的研究途径。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特别是竹枝词、民间传说、写实漫画反映当时人的生活、观念等，有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此外，日常生活的器物以及图像资料，是人们的活动与观念的产物。综合使用资料，文献、实物、图像，可以重构古代日常生活的现场。 从生活方式的变化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 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探讨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将之作为“物质文明”或“物质生活”。他认为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将其纳入历史的范围有何用处呢？“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即从日常生活最基层入手，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用力甚多，需要处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学者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社会风气变化较大，突出表现在生活性消费、文人闲居生活与鉴藏关系密切，居室生活的艺术化倾向，物质文化生活上器用的瓷质化方面。生活研究有助于对于重大社会变迁的揭示。当代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经历着社会转型，该如何对待传统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自然也是必要的。 中国地域广阔，生态类型多样化；民族众多，民族生活多样化；历史悠久，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深刻影响了各地方文化。这些时空人为因素综合造成中国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对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需要多样的方法。例如“一日史”即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之一。有学者指出，“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时间周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载体，一日、季节、年度在文化人类学中都是探讨生活方式的途径。 总而言之，生活史研究可以深化并推进历史学。历史学的前进在于所建构的历史接近历史的真实，需要多侧面的深入研究，增进对总体历史的认识，生活史研究是达到这种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比起几千年的政治史学、“英雄史学”，生活史还很年轻。马克思的名言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这正是生活对于社会生活史乃至历史学最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