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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是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起点，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实施‘新政’的所在，大革命时期的心脏、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继之又是土地革命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重点区，时下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在给记者历数湖北近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强调尤其不可忘记，二十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自这里风起云涌，发生了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暴动——辛亥首义。 年已七旬的冯天瑜教授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活跃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领域。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他６０万字的新书《辛亥首义史》出版，不仅以务实的考据功夫，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史实进行重新考证和逐一梳理，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解，探讨了辛亥首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或然性。 “辛亥首义，是共和旗帜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展现了近代城市文明突破专制帝制的强烈诉求。”冯天瑜说，正是自幼生活于首义之城武昌城内，使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了一种特殊情怀，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促使他从一个生物学的学生，“半路出家”转而专攻文史。 小时候读小学、中学，每天都会经过一些特别的地方，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阅马场上的“红楼”（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塑像”、“黄兴拜将台”……这些辛亥革命的遗址旧迹，在他心里打下了十分深刻的烙印。 他有时还会去武昌造船厂参观，那里竟是湖广总督署的旧址；去湖北省总工会，那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原来就是首义第一枪响起的工程八营营房；到首义路、起义门，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便夺占此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变，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伸手便可触及。”冯天瑜说。 在他的记忆里，年幼时的邻居谢老太太，就曾在黎元洪府上帮佣。谢老太太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些“都督府”的生活细节。 离他的家不远，有两幢不起眼的房屋，左边住着一位“李太太”，稍大以后，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理论家李汉俊的夫人；而右边的住户则是被邻居们称为“开国元勋”的耿伯钊，记忆中是一位身板笔挺、披黑色氅篷、执手杖、威风凛凛的军人。 冯天瑜说：“或许正是上述一切，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致力史学工作，刻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大约在１９８０年春天，冯天瑜结识了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贺觉非先生，并与贺老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 贺觉非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从事辛亥首义的史料搜集整理，那时候，住在武汉三镇的首义参加者尚有七百人之众，贺老遍寻遍访，每当议及诸位辛亥老人的言行风采，他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他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及６０年代的采访记录，多写在纸质粗劣的本子及灰黑色香烟盒上。” 冯天瑜追迹贺觉非先生，注意访问当事人，与赵师梅、喻育之等辛亥老人有过当面的交流。赵师梅讲述了辛亥首义前制作十八星铁血旗的经过；喻育之回忆了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后学生兵守卫军政府的情形。 此后二十余年间，冯天瑜一直醉心于这种研习中，与辛亥志士后裔吴欢、吴德立、孙必达、黄伟民、熊辉、吴厚婉等交游，从中获取历史素材，领受历史的现场感。 在新著《辛亥首义史》里，冯天瑜说，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短时段的“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的社会变革，而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冯天瑜还与人合作，手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邹容、林觉民、黎元洪、吴兆麟、彭刘杨三烈士、蔡锷辛亥人物像，制作出十件辛亥革命人物瓷画，作为献给百年前为共和理想奋斗的辛亥首义志士的一份祭礼。 原载10月3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03/c_122117771.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