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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朝建立后，经历了明成祖的“靖难”和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逐渐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尽管“土木之变”中，50万明军土崩瓦解，英宗被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损伤明朝的元气，恰恰相反，明朝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当时的多元化社会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价值观念诸方面都有所体现，如社会价值标准由单一的官本位向仕途、财富、精神文化多元标准演变；北京集政治、经济、文化多元中心于一体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苏州——南京上升为新的文化中心，苏州、松江等成为大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相互依托，与政治中心分庭抗礼；由政府意志主导社会思潮，演变成思想家、文学家、在野“清流”派的思想及小说戏剧所表现的价值观构成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等等。 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本应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在中国历史上，与多元化社会共生的，总是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以及国家主导作用的日渐缺失和对外防御能力的急剧下降。中国历史上大凡有一定规模并且持续相当时间的朝代，大抵上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由于统治时期相对较长，使得明朝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更为充分，因而也更具有典型意义。 如果把明朝作为一个个案，那么，这个个案向我们显示的是：不是通过改朝换代，而是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社会多元化和社会的转型是如何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在与政治权力相互作用下自发地产生的，而在这个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导作用又是如何逐渐弱化并最终缺失，致使社会多元化没有能够使明代社会转型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却导致了社会涣散和国家败亡，等等。 二 明代从洪武至正统时期(1368—1449)，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严峻冷酷的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严惩贪官、滥杀功臣，打击不肯合作的文人；也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这一时期，科举作为唯一进入仕途的道路，使得“仕途”成为民众公认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这也可以说是明朝君主集权制国家建立后，民众对明政权认同的重要标志。 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 1487)，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淡化。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也开始松懈。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弃学经商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发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等“十大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影响中国五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当国家财政和国家救济发生困难时，明朝政府向“富人”寻求帮助，并授予“义民”、“冠带荣身”等荣誉称号，以及给予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作为奖励或交换，这既可以视为国家承认私人财产合法化的标志，也可视为社会财富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重要契机。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需求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上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于是，第三种价值体系开始出现，即“文化”。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占卜、房中术等术数的人们，通过技艺获得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而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产生的“传奉官”，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产生的“山人”，成为显示这一社会价值标准的典型现象(参见拙稿：《“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分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在仕途、财富、文化依次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同时，北京、苏松杭嘉湖及其周边地区，依次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的多元化社会开始形成。这可以说是明代建国100年前后所发生的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 三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 其一，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体系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开始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寻求文化地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王守仁倡导的“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药方，但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呼应；明朝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范制度及治理措施，更没有建立起各种社会角色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体制。这成为明代多元化社会重复历代所发生的故事、偏离正常轨道的开端。而此时的王门学者及后来的东林党人，也没有承担起道德实践者的责任。本来，宗教徒应该是道德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但至明代，佛教早已世俗化，“花和尚”成为文学作品嘲笑的对象，而道教则从来就没有把普渡众生作为自己的使命。 其二，明朝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严重忽略渔业、牧业特别是海上贸易和西北边贸，并将食盐、矿产作为国家的控制资源。东南“禁海”，西北“禁茶”，内地“禁矿”、“禁盐”，成为明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其结果，既阻碍了明代外贸的发展、隔绝了与海外的联系，也切断了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商人和实权派官员、吏员却在这场经济游戏中谋求利益，贫富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和经济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皇帝从成化开始大抵不接见大臣、不对重大决策承担责任，拘于传统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们只能在“不争论”中微调。于是，一方面是财源的继续流失，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税难以建立起国家救助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清朝的入主，倒不如说亡于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其三，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理念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明朝的国家决策主要依靠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同时，明朝也是继两宋之后又一个以汉族官员为基本构成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明朝决策集团和执行集团成份和理念的单一化，来自于传统农业地区的官员成为主体，来自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话语权。由他们构成的明朝决策层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矿业生产及灵活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非农业区、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最终命运。 其四，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成化、弘治以后，也就是随着文化成为社会价值标准，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和形式，并引导着社会思潮。但是，他们是可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顾宪成和王锡爵关于“庙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在多元化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除了动用暴力，明朝政府对来自多元化舆论的挑战完全没有应对办法，直接导致了信任危机和社会涣散。 明代多元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教训给后世提供了有益借鉴。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必须因势利导、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执政主体结构、修正各项经济政策、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舆论引导机制，成为正确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当然，前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展示了他们的努力，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则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