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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向西方考古学学习，问题在于学习西方考古学后怎么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不仅于我自己而言，我想对所有对西方考古学有所了解的研究者都会存在这样的疑问。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面前，就像涂了特氟龙一般，完全不粘；即或用了，就好比西方考古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问题，总觉得隔了一层。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需要结合什么呢？应该怎么去结合呢？为了更好地结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整个安静的午后，我禁不住都要思考这些问题，似乎有了一点心得。在开始讨论之前，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提一下，中西考古学结合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唯一形态，而是其中的一种形态，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就中西考古学结合而言。 首先需要弄清楚中西考古学不能兼容的原因。西方考古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为什么不受中国考古学者亲睐呢？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中国考古学者关注的，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考古跟研究近东、非洲或是其他非本土地区一样，都是为了扩充科学研究的范畴。考古学者纯粹是“科学家”，可以非常客观，不杂一点个人情感在内。就像读高居翰的中国画研究，你佩服他的研究水平，但是你很可能不能认同他的研究，因为他无法继承中国画研究的传统，无法传递中国画的神韵。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点像谈恋爱，那些经验之谈有帮助，但是只能借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即便完全相同，恋爱本身的参与仍然不是能够替代的。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不仅仅是一项科学研究，它还在承续中国学术命脉、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也许我们的研究许多方面做得不如西方考古学者，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能替代我们的研究，这不是简单地用民族主义就可以解释的。 还有接地气的问题。何其谓地气呢？简单地说，任何一门学术研究都是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中国考古学无论水平高低，都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包括当下的发展，也包括中国历史，乃至于环境关联（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地气。西方考古学者生活他们的社会中，只能作为旁观者在观察，即便是在中国长期从事野外工作，因为不需要真正参与到中国社会生活中，就像斯文·赫定（更不必提斯坦因了）、安特生这样的西方学者都不会考虑中国文化命运之类的问题。中国的古代文物都只是科学研究材料，他们不会像黄文弼、李济等中国考古学先贤那样带着满腔悲愤而努力“为往圣继绝学”。那一片片竹简、一件件青铜器积淀着数千年前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依旧可以感受的大汉气象，三代的神韵。也正因为接不了中国考古学的地气，所以西方考古学的中国研究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研究。当然，作为科学研究的话，他们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回到中国考古学中来，我们的研究需要结合西方考古学，这里所说的主要问题也在这里。简言之，那就是如何把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跟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有哪些呢？目前归纳起来有八大范式，包括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生态、能动性、进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艺术史等。这是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的归纳，实际状况要比这个复杂一些，比如女权主义考古、惯习、社会考古、认知考古等与上面的范式有重叠，但也有不能包括进去的地方。所有这些理论都提出了自己所要研究的目标，即我们要去研究什么；也包括基本的方法论，即大致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西方考古学因为比我们更靠近学术前沿，它们的理论更加发达，这不难理解。走在前面探路的人是经常需要考虑应该往哪里走的，哪里可能走得通；走在后面的人经常思考的则是如何赶上去并超过前面的人。因此，作为追赶者的中国考古学自然需要借鉴西方考古学理论。 然后是分析考古材料的方法，有了需要探索的目标，就需要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考古学方法让人目不暇接，几乎交织成了网络。从器物的角度来说，有专门的石器研究、玉器研究、陶器研究等；从遗迹的角度来说，有墓葬研究、居所（Household）研究等；从更大的区域来说，还有聚落考古、区域分析等。还可以研究对象来说，如生计研究、社会关系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纯从技术方法上来讲，那就更多了，许多学科都与考古学相交叉，形成了新的分支学科，有时统称为科技考古或考古科学。作为中程研究的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自然也不能忽略，最普遍的统计分析也不能忘记。哦，还有从19世纪传下来的田野考古，以及贯穿其中的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分析考古材料的方法已经相当丰富，以至于现在不用点新方法，都不好意思写文章。在方法上，西方考古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我们经常学习也是这个，近代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一直都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结合西方考古学还不止理论方法，还包括各大洲的材料与研究。我们在讨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除了考古材料及其研究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民族学材料，西方在殖民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早期研究人类史前社会的研究者如卢伯克、爱德华·泰勒、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依据的多是民族学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有相当的部分经得起考古材料的检验，尤其是摩尔根的。我还想到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与考古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比如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哲学，等等。考古学研究很少是能够孤立地解决问题的。中国考古学存在理论方法的不足，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存在于许多学科中，因此在借鉴相关学科成果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考古学要变得有趣一点，是必须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 以上说的是要结合西方考古学的什么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结合。在谈结合之前，有必要先说一点困难。南辕北辙的事是怎么都结合不起来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是一种问题。所以，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所问的问题是不是在西方考古学中完全没有相关性，比如说要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实现所有的考古学的目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问题。在美国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当时很困惑的一点，怎么在人家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考古学文化”这个术语，通常仅以“序列（sequence）”来表示，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这样的表达。这也就是说，那些仅仅特定地存在于中国考古学中的问题是没法与西方考古学结合的。这就好比跟西方官员谈官场厚黑学一般，人家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而是他们应该向我们学习。第二个困难是材料的精度问题，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悲催的状况，你想要的信息，人家都没有收集，怪也只能怪中国发展太快，那个时候谁会想到现在需要这些信息。第三个困难可能是最让人犯难的，那就是后过程考古学所说的，所有的材料本身就是带有理论的。这么说有点斯文，其实中国考古学早就有类似的认识，即有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才会有什么样的材料——材料与理论方法密不可分。 不过，话要说回来，考古学研究总是存在材料与理论方法不相匹配的问题。经常的情况是，想研究某个有关古代人类社会或行为的问题，但是发现材料缺乏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材料在哪里，因为我们的考古报告中多是遗存的描述、分类与分期。坦率地说，以前我不是很能接受这些东西。最近有两个体验，部分改变了我的看法。一次是对白音长汗遗址出土兴隆洼文化石铲的重新分类，根据刃口偏锋（可能为锄）与正锋（可能为铲）分为两类，然后发现每个亚类中又有大小之分，还有毛坯与成品的区分，其中还有可能属于儿童玩具的石铲（锄）。通过这样的分类，并结合实验研究与使用痕迹分析，我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这些石“铲”的功能了。分类，不是不可以做的工作，重要是在什么意义上做！ 另一个体验是有关分期的，根据陶器纹饰重新对查海遗址进行分期，可以分为四期，这本是很常规的研究，但是我发现这四期可能与遗址废弃过程有关。第一期的房子很少，可能是打前站的人们季节性居址，他们每年来这里一段时间，积累建筑材料如树木（新鲜是树木是不适合盖房子的），开挖半地穴基坑，试想用简单的石质工具开挖风化基岩基坑，这不是很简单的工作，研究查海遗址的学生估计一座普通的房子地穴需要开挖的土方可能需要17立方米。显然不可能一次性就挖好整个聚落的基坑，若干年的准备是必需的。中间两期的房子废弃后很可能会被再利用的，不论是还住在村子里人，还是后来的人。最后一期的废弃物应该是最丰富的，如果是彻底废弃，遗存会比较混乱；如果只是暂时的废弃，那么还可以使用的东西（de facto refuse）会比较多的。考古材料的分析似乎支持后者，这与查海作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是一致的，那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比较弱，可能还需要季节性地离开中心营地去利用某些资源。从查海遗址的分期研究中，我发现它也是可以与人类行为、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描述！ 讲这两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传统的考古学方法并非不能与人类行为、社会研究（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结合起来，其实在考古学最基础的层面上来说，中西考古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分类、分期、分区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进行。如果目标是重建时空框架，所选择的区分特征自然也是与之相关的；如果目标是古人的行为与社会，那么区分的标准就会改变。所以，如果说中西考古学结合有什么问题的话，问题首先就在目标的设定上面。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设定了一个目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有了目标还需要一点理论演绎，即我们所希望了解的古人行为或社会状况可能以什么样的考古材料特征表现出来。这一点非常关键，这通常是我们的研究中非常缺少的。比如说我们想研究旧石器时代社会复杂性的问题，它显然不仅仅指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自然可以指经济上的，还可以指其他的方面，如婚姻、社会交往等等方面。但是与之相关的信息是很难直接以考古材料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这里就必须进行一些理论推导。社会复杂性会表现为领域观念，即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进来，后来的复杂社会更是表现为强烈的边界观念（如国界）。因为有效的隔离，于是乎会形成非常明显的风格区。社会复杂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不同的理论视角关注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问题，若是从Lerio-Gourhan的理论来看，技术本事就是社会生产，技术的操作程序就反映社会关系，社会复杂性会反映固定的石器操作程序上来，就像生产波音飞机的美国人与生产袜子的中国人，前者讲求遵守规范的职业精神，后者充斥着无所不在的随意与草创精神。 理论演绎出可以切实观察的考古材料的形态特征，这是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另一个环节则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即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更多的信息。当代考古学发展了许多科技手段来实现这样的目的，除了常见的科技考古分析手段外，还会利用统计学方法、GIS等来挖掘考古材料信息之间关联性。不过，即便如此，有时还是感到从理论到材料之间有难以跨越的鸿沟，此时我们可能就需要借助中程理论比如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来增加中间环节。 总结一下，不难发现上面所说的其实是考古学研究的普遍问题，并不限于中国或西方考古学。也即是说，当我们谈到具体的研究程序的时候，中西考古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结合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都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的途径。如果说中国考古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有问题。 中西考古徐之间存不存在结合的问题呢？存在又不存在！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存在；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则又不存在。 （原文转载自新浪博客：穴居的猎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1izcc.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