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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叙事”何以备受今人关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叙事”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考其缘由，在于大量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理论冲击历史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和理论体系，致使历史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有人甚至预言有“亡史”的威胁。当前遭遇的最新挑战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以影视、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历史叙事”被视为文学形式之一，史学研究与哲学分析、心理臆测和文学想象混为一谈，否定了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史学求真的可能性和历史编撰的规律性。由此“史”与“事”被割裂开来，“事”不必尽出于“史”，人们可以为了“叙事”而任意杜撰“历史”，这又引起了学界新的论争，并影响到民间对于史学的认知和对史实的判断。这些问题的出现，究其实质，涉及到历史的编撰、叙述、阐释与传播、普及、评价，而这些又都与“历史叙事”研究有关。 二、“善叙事”的古史传统正在被谁解构？ 历史著作以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活动为主，叙事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刘知几《史通·叙事》），“叙事起于古史官” （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自古以来，“善叙事”被视为“良史之才”的基本素质。无论是中国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还是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和吉本，都是优秀的叙事大师。虽然中外史学大师所撰写的历史著作各具独特的叙事风格，但他们对于历史叙事求真向善、经世致用的本质诉求，和追求“宏大叙事”的结构、技巧与审美旨趣则是相通的。中国古代史书无论其体例为编年、纪传、典志抑或是纪事本末体，向以记载翔实、内容丰富、结构严密、体系宏大著称，集中体现传统史学最高成就的“二十五史”和《左传》、《汉纪》、《资治通鉴》等，几乎每一部都是“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疏通知远”、“善序事理”的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史家非常重视研究和总结历史编撰及叙事理论，出现了《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和《容斋随笔》、《史汉评林》、《廿二史劄记》等理论著作。这些著作虽创作于不同的时代，但在阐述叙事的原则、手法、评价标准和审美特色等方面，都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诸如在叙事原则上要求直书实录，“不虚美，不隐恶”、“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文直而事核，文赡而事详”；在叙事时序上强调“略古详今”、“略远详近”；在叙事模式上注重模拟古史并有所创新，“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在叙事结构上强调结构完整、线索清晰、有始有终；在审美特色上强调“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而不丽，质而不野”；在修辞手法上提出“尚简”、“用晦”，杜绝妄饰；在语言风格上提倡言语近真，符合时代、人物和文体的特色，如此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中国史学发展至今，在历史叙事研究方面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就笔者所见，当前有关历史叙事研究的成果有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作者基本套用西方叙事学的概念、范畴、术语和理论体系，来解析中国的叙事文本，缺乏对中国传统历史叙事成就和理论的全面把握；二是研究者大都来自文学或哲学研究领域，而非史学理论专业。笔者曾专门考察过目前已出版的50余种叙事理论专著和470余篇相关论文，发现仅有十分之一左右的论文出自史学研究者之手，迄今为止竟无一部历史叙事方面的专著为历史专业研究者所撰！这就出现了一个在笔者看来极不合理的现象：当前进行“历史叙事”研究的，是一批从事文艺理论和历史哲学研究的人员，其研究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经典史籍，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等；相反，历史学界却对此普遍抱以冷淡、忽视或否定态度，这种现象堪称为史学理论界的“集体话语缺失”。 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理论分歧巨大。目前主要集中在三点：“历史”有无被“叙述”的可能？“历史著作” 是否等同于“叙事文本”？“历史叙事”与“历史编撰”的关系如何？其次是概念范畴混淆。目前学界在进行历史叙事研究时，对于“叙事”与“叙述”，“叙述”、“撰述”、“表述”与“描述”，“历史叙事”与“史书叙事”，“历史编撰”与“历史书写”等概念，均无明确区分，运用相关术语概念和理论范畴时，亦缺乏规范。最后是学科归属不明。当前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多依据西方叙事学理论（即以语言学和符号学为基础进行理论体系建构），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人则多依据西方现代、后现代历史哲学理论；而史学理论研究者则尽量回避使用“历史叙事”一词，而是以“历史编撰”、“历史撰述”等代替。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历史叙事”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区分。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史家为了增强历史著作的生动性与趣味性，在表述中往往采用多种文学手法，增加所叙之“事”的“文采”，“历史叙事”因此具有史学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特性。但随着文史分途，文学成为独立学科并逐渐取得了与经学、史学相当的地位，历代文人学者对历史著作中“史”与“文”的关系、比重、性质，就产生了重大分歧，以至于争议不休。随着现代、后现代思潮对史学传统的冲击、解构、颠覆，叙述和阐释历史的话语权逐渐由官方、学者而转向大众传媒和普通民众，过去宏观、正统的立场亦转向微观、个人化的表达，有人甚至把历史撰述等同于文学写作，这就偏离了历史叙事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目的、性质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后者可以从虚处理，而前者却必须依照史实。根据中国史学传统所产生的“历史叙事”，并非如西方历史叙事学理论所言，史家可以出于自身的历史观、价值观或特定的动机、要求，采取一定的修辞“策略”，对史实进行“重构”或“阐释”；而是必须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公正、客观、科学的考订、分析与论证，尽可能地“重现”与“还原”历史事实。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谓《春秋》叙述的是齐桓、晋文称霸之“事”，这些事实用文字记录下来则成为“史”，至于其中的“义”，则只有孔子本人才能准确、清晰地阐发出来。虽然孔子以其特有的“微言大义”来叙述历史，并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此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阐释，并最终形成了为后世史家、文人所推崇、仿效的“春秋笔法”，但不可否认，他的叙述和阐释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空杜撰。因此，作为历史编撰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或艺术技巧，“历史叙事”必须服从历史著作的著述宗旨和总体风格，而不能独立于历史事实之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史学研究需要怎样的“历史叙事”？ 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我们应从史学理论的视角，明确“历史叙事”的概念内涵、研究范畴和学科归属，方可弥补“历史叙事”研究的诸多缺失，得到新的创获。 第一，应从中国传统史学典籍中汲取理论精华。自先秦以来流传的许多不同体例、体裁的历史著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代诸多史学和文学典籍中对“叙事”理论的阐发，则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诚如杨义所言：“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方，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不看到这个东西，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 第二，适当借鉴西方叙事学、语言学、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丰富、拓展历史叙事的研究领域。如果说传统史学中的“叙事”，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编撰、叙述、审美的原则、特色、技巧，那么当下我们所进行的“历史叙事”研究，不仅应对历史著作进行结构、意义、修辞等方面的分析，更应将历史著作的形成、传播、接受，史家叙述、阐释历史的动机、背景、行为，以及研究者所开展的“研究之研究”等等，一并纳入考察的范围。尤其应当借鉴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深入剖析历史著作之文学成就的做法，从文学、艺术、传媒等相关学科的叙事理论中汲取有益成分。 第三，应将“历史叙事”研究视为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更符合其本质特征和体系范畴。陈其泰在《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英文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一词，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编纂学”即相当于我们现有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所包含的内容；而狭义的“历史编纂学”则包括史学思想、史料学、历史叙事学（或称历史文学）等分支学科。“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笔者对这一观点深为赞同。当前我们应立足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将古代史家、史著的叙事成就和传统叙事理论，作为历史编纂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和史学理论、思想的流变角度加以考察，为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有益的尝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历史叙事理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