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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本颇好的书，林毅夫先生所著《解读中国经济》，不仅因为其中贯穿的乐观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因为他所谈的经济学原理之于我理解史前人类社会的演化颇有帮助。 书中林毅夫先生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占世界份额从1820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一路跌到1950年的不足5%，并且一直持续到1979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发展，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林毅夫先生回答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被西方迅速赶上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为什么后来又有了飞速发展？书写得深入浅出，即使不是出于学术的目的，仅仅为了理解现实中国的发展，也值得读一读。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迅速赶上了呢？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人力，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中国从前的人力优势不复存在，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因素。难怪人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欧洲国家大多比较小，人口也比较少，自然资源条件并不见得有多么优越，至少农业条件就不是很理想（因为纬度的原因，热量条件不佳）。但是欧洲通过殖民与贸易，积累了非常雄厚的资本。把近代科学的成就转化成了实用技术，通过迅速的技术进步实现了经济的大超越。 回顾人类历史，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是一直都如此呢？实际上，在农业时代，人口才是第一生产力，或者说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元素。那个时代技术的进步是相当缓慢的，中国犁的式样从汉代到清代变化都不是很大。不能说没有变化，而是说其时间尺度可能是以百年，甚至是以千年计算的，比如铁制农具的使用，美洲农作物玉米、红薯的引种。相对于技术的缓慢进步，土地的供给一直是比较充裕的，只是到了宋明之后，耕地才显得有点紧张。土地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劳力的问题，如果劳力资源充裕的话，就可以把一些难以利用的田地利用起来，如围湖造田，开垦荒山等，解放后这些事都曾经发生过，几乎都是纯粹用人力去做的。然而，充裕的劳力是以足够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的，因此，尽管中国早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还是希望生养更多的人口。以农业为生计基础，期望更多人口是合理的。农业社会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在中国，更确切地说，在整个东亚，因为稻作农业的支持，人口养育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人口密度都相当惊人。林毅夫先生书中有专文论述这一点，经济学上讲得通。 更古老的狩猎采集时代，什么又是第一生产力呢？那个时候技术变迁速度是缓慢的，时间尺度不是以年计算的，而是以千年乃至万年来计的。而且还不是每个地区都会有技术革新，流行于中国北方的细石叶工艺，在长江以南地区几乎没有踪迹。人口的出生率也很低，也不可能有效提高。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是人口的聚集。狩猎采集者群体其成员通常是流动的，不固定，如果某个群体能够凝聚更多的人口，并且实现更好的劳动组织，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群体成员不固定，即便偶尔能够聚集，但是要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仍然不是很容易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点呢？我现在想到一个策略：那就是制造冲突，制造较大规模的冲突，比如说猎头。狩猎采集者与某些简单农业群体中就有这样的行为习惯。一旦处在猎头季节，各个群体的人们就很少离开自己的营地，担心被人偷袭。如此这般，就会让人们更多的聚集在一起，以寻求安全。 那什么会导致社会冲突呢？制造冲突太容易了，资源紧张可以，一言不合就可以，人越多冲突也越可能增加。在我们既有的知识中，大多认为狩猎采集者是非常和平的，即便有什么暴力行为，那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文明世界的影响或挤压。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断。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史前狩猎采集者一直是和平的。从高等灵长类的行为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黑猩猩有明显暴力行为，包括阴谋诡计。人类学家认为狩猎采集者群体，一旦有了矛盾，更可能采用分裂的方式来化解族群内的矛盾。这是就同一群体内而言，如果是不熟悉的人群呢？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他们可能直接杀掉陌生人，占有他们的资源。而且按照血亲复仇的原则，只要结下一个恩怨，那么就可能不断循环下去。 社会冲突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可以迅速地扩大群体的规模，实现劳力的聚集——这正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次之，因为社会冲突会导致更严格的地域限制，导致狩猎采集者群体的成员不敢随意流动。迅速有效地降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失去流动性是开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之一。如果不能停下来照顾动植物，驯化就不可能发生。第三，如果群体成员不能随意流动，那么聚集起来的人群就可能对当地的资源形成足够的压力，必须想办法提高本地食物资源的产量，即开始强化利用某些增产潜力较大但是需要投入大量劳动的物种，如野生的谷物。恰好聚集的人群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劳力供给。第四，当群体失去流动性且社会冲突加剧的时候，群体内的组织就需要得到加强，这样才有“战斗力”，群体内成员威望的竞争无疑会加剧，像“宴飨”这样能够提高威望的活动就可能出现，增加食物剩余也就有了动力。最后，一旦社会分层加剧，狩猎采集者社会常见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结构就可能被打破，这种社会结构极大地限制有能力的人产生生产剩余的积极性，只有打破它，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才能得以释放。 我如果说是社会冲突导致了农业起源是否可以呢？目前的主流理论很少考虑到社会冲突因素。这么说是否是对于人性过于悲观呢？人类的世界有史以来就没有和平过，没有国家的时代，屠戮几乎无法管控；进入国家社会之后，冲突的规模更是进一步扩大。社会冲突之普遍让人不禁怀疑人性是否本身就是恶的，或者说至少有恶的一面。回到人性最基本的层面，社会冲突理论也可以成立。也许可以不用“社会冲突”这个词，不过人类种群社会的内部竞争肯定是存在的，即使是蚂蚁这样的社会性动物中都不可避免存在竞争。有竞争也就会有冲突，只不过因为人类能够不断发明更高级的技术，所以竞争也更血腥。 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社会变迁并不是什么新发明，马克思其实早就将矛盾看作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了。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问题的关键往往不是得到一条规律性的认识，而是要弄清楚规律在何种情况下发挥作用。比如《孙子兵法》中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基本原则，知道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知道在何种情况下运用。如果社会冲突是人类社会普遍现象，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更新世-全新世之交导致了农业起源呢？为什么只是发生某些地区呢？哪些条件发挥了作用呢？以华北地区为例，一个重要初始条件是海平面的上升，即使人口没有增长，随着渤海、黄海由末次盛冰期时的陆地重新成为海洋，这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会翻倍。与此同时，随着气候的变暖，新的生境形成，人类的生态位需要调整。也就是说，不同群体的角色要重新洗牌，从前习以为常的角色需要改变，这也为社会冲突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社会冲突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如果没有有效的管控，如国家法律，就有可能不断结怨，矛盾不断激化，直到一个群体把另一个群体消灭或是赶走。这样的例子在草原部族中表现得相当充分。狩猎采集者社会内部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没有这么激烈，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大致如此。通过生态模拟，中国农业起源发生区域都是不那么适合狩猎采集者的区域，当然也不是最差的地区。资源不足，人口增长迅速，而且这些区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又都是便于人类流动的地区，一个群体的成员可以很方便地走进另一个群体。这也就使得某些群体人口膨胀成为可能。 下面我也许应该提及考古材料证据了，我是否有足够证据印证这样的理论假说呢？社会冲突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能否找到社会威望竞争的证据呢？证明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我还需要找证据证明人类群体的领域（territory）观念的确比以前更加严格了。当然，如果有武力冲突的证据那就更好了，即便没有，也不表明社会冲突就不存在，如群体的分裂。社会冲突的直接后果是人类聚群，流动性减小，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定居。也许还可以发现一定程度的防卫设施。如此等等的证据，绝大多数证据都是可以找到的。只是社会冲突并不是唯一解释的通的理论。不过，社会冲突理论是一种非常简洁的理论，按照奥卡姆剃刀法则，若能用简单的原因的解释，就无须寻找更复杂的原因。社会冲突理论似乎符合这一原则。 （原文发表在穴居的猎人新浪微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030190101ihjy.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