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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历史学传统，缺乏社会科学传统”（郑永年语）。在古代中国，史学向来发达；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史堪称中国文科领域最成熟、最严谨的学科，该学科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诞生了一批接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华章。 严格意义上来说，把史学归为人文学科是错误的，因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人而是社会，即使是人，所侧重的也是人对社会的作用及影响，所以史学应属社会科学，史学传统即中国社会科学传统。 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对其辉煌的史学传统却越来越轻忽，许多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研究领域虽在中国，价值取向却在西方，不管研究什么中国问题，第一个想做的不是到实践中去做扎实的调研，以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用何种西方理论来“套”中国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交谈，最易听到的声音便是“某某（西方）理论可解释该问题”。众多学位论文也是不管有无需要，正式论述前，都要将西方相关概念及理论大述一通，该套路几成一种新“八股”。学术本以解决问题为使命，可是现在的中国社科学者却越来越像诗人，所重者越来越不在结果——问题的具体解决，而在过程之美——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之美，且分析得越“深刻”，越让人看不懂（俗称“不说人话”）越美，这一点似乎也越来越像诗歌。 实际上，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经验的归纳与抽象，几乎没有根于中国的，用其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恰如海外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所喻，是“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在橘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不能拂去其深厚的史学传统。 那么值得继承的中国史学传统究竟有哪些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谨守客观公正。共有三层含义：一是重视材料的真实性。不仅强调材料本身的真实，更强调材料的代表性，也就是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真实性。例如，充斥史册的历代孝子故事或许并非都是假的，但它反映的社会风貌则是假的，甚至恰恰是相反的。如果芸芸众生都是大孝子，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大孝子。二是注意将既有立场及倾向性放到一边。任何史学都是当代史学，都是史料中的历史（史家从史料中总结出来的历史），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是力求让史料中的历史无限逼近于真实的历史。对于探索对象，探索者出发时心中常有一团炙热的火焰，这无可厚非。但是，“血要热，脑子要冷”，要注意把自己的立场及倾向性放到一边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冷静的局外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传统史学向来强调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二十四史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即是唐及五代的历史是“双轨制”：既有《旧唐书》、《旧五代史》，又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旧唐书》、《旧五代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撰写时尚有很多材料尚未公开，很多话还不便说，很多人和事像雾里看花，所以到了宋代有必要重修，于是有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三是将所有不同的观点摊在阳光下。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反对“各说各话”，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一贯强调将不同观点一一列举出来，决不回避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观点，在提出并证成自己新观点或补充论证某观点后，还要解释其他观点存在错误或不足的原因，不忽略其他观点可能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在阐述主流观点的同时，决不回避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支流观点。 第二，视创新为学术的“唯一”。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强调以问题为中心，以创新为使命。其研究套路大体可归纳为：“问题的发现及提出→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程度（哪些问题未研究，哪些问题已有研究、现有的观点有哪些、评述现有各家观点）→提出并证成自己的观点或者赞成并补充论证现有某观点→解释其他观点存在错误或不足的原因”。恪守该套路的著述是力求将一切水分挤干的著述，决非先搭框架后填空的“概论”式时文。而创新则离不开扎实的资料功夫和敏锐的洞察能力。 如果说优秀的政治家需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那么优秀的学者则需要善于把简单的问题想得很复杂。他需要有“发微”的功力，能于苍蝇之微中见宇宙之大；需要有逆向思维的习惯，敢于怀疑“天是蓝的”、“梦是假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需要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怀疑精神及创新能力。例如，朱光潜先生对于“推敲”的推敲。千百年来人们都说韩愈改“推”为“敲”很精妙，但朱先生认为改“推”为“敲”未必像前人所说的那么好。他指出，“推”与“敲”至少存在以下区别：一是无声与有声之别，“推”可以是轻轻地推，可以一点声音都没有；而“敲”即使敲得再温柔，也难免剥啄有声，因为“敲”的目的就让别人听见。二是无人与有人之别，“推”多用于推自己的门，推别人的门一般应在确知室内无人时才去推；而“敲”则至少是渴望屋内有人，否则干嘛要敲。这两个区别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区别。“僧推月下门”里“僧”是在月朗星稀、宁静孤寂的夜晚，一个人踏月而去，兴尽而归，孤僧步月，自有一番胸襟气度；可是“僧敲月下门”里的“僧”是在月朗星稀、宁静孤寂的夜晚，耐不住孤单、寂寞想去敲别人的门，而耐不住孤单恰是僧之大忌。尤其难得的是，尽管朱先生分析得如此有理，但下结论时却很审慎，仅说：“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其间“很”字表达了必须表达的坚定语气，用“怀疑”而非“认为”，是留有余地，不把话说死，体现了学风的高度成熟。 第三，重视于变动中寻找历史的逻辑。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重视上溯下沿，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变迁的过程之中，进而归纳其演进的脉络及规律。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虽以“唐代”冠名，所及却不乏隋唐以前的内容。被公认为陈寅恪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一人”的唐长孺先生的治史经验亦是重视于变动中寻找历史的规律、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似看山不喜平”，采用“于变动中寻找历史的逻辑”的研究路径不仅可以使论述更深刻，且可使文章有脉络，有起伏，富于变化，而不至于平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