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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保留严肃的求真务实的学术特性的同时，还需要有公共性与大众化，适应时代的需求，历史学家有责任为社会提供优秀的普及类读物。 “史学危机”真正表现在职业危机上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出现“史学危机”。首先是80年代中期史学界有过“史学危机”的讨论，随后，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减少，历史书籍的读者也在减少，似乎历史很边缘、很冷。其实这是表面现象，“史学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学术反思的产物，“危机”意味着“转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 那场“史学危机”的讨论，根本上来说是不满教条主义，历史学思考理论方法的出路。本来“文革”结束，伴随“科学的春天”到来，也出现了学术的春天，但仍然不出“五朵金花”等老问题的范畴，乍暖还寒。随着思想解放，人们既不满意为经典理论做注脚式的诠释性研究，也不满意“回到乾嘉”的逃避现实的纯考证工作，希望摆脱禁锢，别开天地。历史研究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揭示社会的精神面貌。文化史的研究从1984年起进入高潮，其理论基础是文化学，而文化学立足于文化人类学，文化史的研究必然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收入视野，探讨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而我国长期重视生产方式的研究，对于生活方式探讨不够，于是以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为特征的社会史便被提出来。伴随“史学危机”的讨论是文化史、社会史的应运而生，有学者称文化史、社会史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出现的两朵奇葩。思想解放也带来史学理论的繁荣。 其实“史学危机”真正表现在职业的危机上。恢复高考之初，在文科考生中，历史学曾取分名列前茅，人们厌倦了“文革”的极左理论，感到研究历史相对客观，学术性强。但是，很快发现，随着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历史学远离现实，被边缘化。在政府推出“211”加大对高校投入之前，高校经费严重短缺。随着“创收热”的经商下海，很多学科的人富起来了，而搞历史的走投无路，记得当年奖金是零、没有出差费的日子都有过。这样的历史学家自然失去吸引力，史学不危机才怪了。 关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书的图书市场，我感到80年代图书种类较少，书价较低，学术书发行量较大，历史书还有市场。90年代出书难问题突出，可能关键是随着市场化，出书要补贴，书价上涨，读书人太穷，导致历史书市场萎缩。当然也有历史书的选题与叙述方式问题，题目陈旧与阅读性差的书卖书难。记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982年出版，我立即买来阅读，被深深吸引。这样的书就不会遇到市场危机。 “历史热”中也有隐忧 近些年来，出现了“历史热”。先是央视有关历史题材的《百家讲坛》把历史话题讲得引人入胜，接着出版讲稿，如《明亡清兴六十年》、《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书印数高达几十万册，类似的书柏杨版的《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等也一起热销，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汉武大帝》、《大明王朝》、《贞观长歌》，吸引了历史学家和普通百姓的眼球。历史类影视、图书市场一时繁荣。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首先分几个层面来看，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有宏大场面的历史正剧向来为人重视，如果艺术性也很突出，就更受人青睐。看这类影视作品，除了休闲娱乐之外，主要是接受知识，对于普及历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以百家讲坛为主的讲座、图书，走的也是普及路线，更有说书的味道。《明朝那些事儿》等属于民间写史，吸引人是追求的目标。总的来说，这些热销的图书、影视，创作比较考虑受众，面向市场，面向具有一般文化的人。我感觉这类作品兼有普及知识与娱乐大众的特色。不过，目前的历史热的作品中，还没有达到《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境界，有待改善之处还有。 时下的历史热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学术复兴，诸多的作者中只有个别属于专家，多是客串，综合与演义不少，独创不够，难以推动历史学的实质性进步。但是普及也很重要，满足趣味后，人们会有更专业的知识需求，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有好处。如“清宫戏”之后是“清史热”，这些年清史的专业书籍卖得好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 “历史热”中也有隐忧与危机。为了抢概念、占市场，改头换面地抄袭现象严重，信口开河者有之，胡编乱造者也有之，有时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少非学术非专业者浪迹其间。由于缺乏严格的评审机制，媒体把关不严，导致泥沙俱下。甚至媒体人士“肥水不流外人田”，直接上阵，推波助澜，成为始作俑者。盛夏般的图书、影视市场中，出现了喧嚣与躁动。 改变历史叙事方式很重要 图书市场也告诉历史学家，改变历史叙事方式是很重要的。从历史热，可以看到作为基础学科的史学为了更好发展，应当反思一下自身的表达方式以及如何贴近大众的问题。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以人为本，注重精神状态很重要。科学史学、计量史学已经失去昔日的光辉，回归叙述史学是一种趋势。现代历史学的职业性，是以学位制度为保障的，研究历史的有关史料处理、基本理论方法等是稳定的，学位论文以及研究性的专著要符合学术规范，有科学性。但是，也还是要一定程度上注重可读性。如从前历史学专著正文大段引用史料，直接分析，现在很多著作减少大段引文或将大段史料放在注释，正文叙述分析。欧美学者遑论，连以重视史料、考证见长的日本历史专著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而普及性的历史著作，更用特殊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吸引读者。这方面著名者如美国学者史景迁，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等可谓妙笔生花。这些书还不只是普及，对学术也有所贡献。职业历史学家写好普及读物，更有生命力。不过，历史学家应当向作家、说书者、名嘴以及媒体学习一些表达的技巧，学会讲故事。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社会，转型是多方位的。历史学在保留严肃的求真务实的学术特性的同时，还需要有公共性与大众化，适应时代的需求，历史学家有责任为社会提供优秀的普及类读物。环球同此凉热，我国新时期历史学的冷与热，折射出历史学的学术逻辑与社会效应，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世界史学面临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