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发行的印有五色旗和袁世凯半身像的“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明信片。 资料图片 辛亥革命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不同，它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像孙中山所说的不是“英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这种革命性质，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是要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问题，也就是如何从传统多民族国家向现代多民族国家转型的问题。其中除了共和、民主、宪政等政治理论建构之外，就是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对于前者，辛亥革命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和明确，而对于后者，却经历了由狭隘、偏激到逐渐平实、理性的整合与认同过程。 虽然传统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认知与民族关系表述上也不乏文献和史籍记载，但总体上看，大多是关于不同地域及其部族、人种的传统民族志描述，在观念形态上未能超出封建大一统政治文化理论的局限，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主导和华夏中心论。平心而论，中国真正遭遇民族与民族问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开始进入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这一层面，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其中之主题，就是建立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国家、怎样处理和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等等，而其要义在于力图寻找一条协调民族平等与近代国家转型之间关系的路径，即如何克服传统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如何将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认同之间构建平等的、具有各自特点的现代政治结构。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肇端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派，形成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其理论背景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入和影响，现实背景则是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维新派关于民族主义与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的探讨、革命派对民族主义及国内民族关系问题认识的逐渐成熟以及立宪派承康梁之余绪并有所发展，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内民族关系由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早在维新时期，严复在译介社会进化论著作《天演论》及后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合群”自强说。这一主张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民族或民族主义，但具有中国现代民族思想的启蒙意义。 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合为中华的主张，把近代中国关于国家建构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康氏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著名文章《辨革命书》中，从历史、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对他的“大中国观”又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指出“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帝统宗室，不过如汉刘、唐李、宋赵、明朱，不过一家而已”。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内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建构。如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说》等文章中，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功能、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和途径等问题做了简明而生动的说明。针对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现状，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和“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对此，他的解释是十分清楚的：“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维新派的这些探讨，不仅是理论层面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张本，而且在当时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五族共和”准备了理论基础。由于维新派温和而软弱的政治性格及国内封建顽固势力强大等主客观原因，其政治实践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他们关于民族主义与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因此中断。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这一认同与整合的脉络主要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立宪派两个思想阵营中延伸。 早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孙中山就响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振兴中华”的口号，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同盟会的建立，革命派对民族主义及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逐渐由狭隘、偏激向理性、成熟转变。 在宣传民族主义方面，1903年以后革命派特别是留日青年学生成为主力军，“排满”风潮风靡海内外，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自己的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一问题上，由于西方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民族关系之扞格、少数民族之一满族是统治民族及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不正常的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导致革命派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狭隘、偏激甚至是错误的倾向。章太炎是当时提倡“满汉异种论”、主张“满汉分治”的典型代表。邹容的《革命军》是当时影响巨大的宣传品，但其中却充满了种族复仇主义情绪。他在该书绪论中的头一句话就说：“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就连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也主张“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 革命派的这种狭隘、偏激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其内核在于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经过与改良派的论战，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革命派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正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民族平等与民主革命的有机结合成为主流认识。章太炎在1908年6月撰写的《排满平议》中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倳刃其腹哉？”显然，这一观点较过去的民族复仇论有了较大的转变。转变比较彻底的是孙中山。针对同盟会革命纲领中“驱除鞑虏”的缺陷，1906年12月1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又作了明确的解释：“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应当说，在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上，革命派逐渐接近维新派的“大中国观”。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立宪派的认识。在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打击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所谓“新政”以图自救，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预备立宪”。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立宪派在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承康梁之余绪并有所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度的“金铁主义”。 1907年1月至5月间，杨度在《中国新报》第1号至第5号上连续发表十余万字的长篇论文《金铁主义说》，其中有“以今日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的论断。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杨度认为，无论满族还是汉族皆应以国家主义为本，即国家民族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取向，进而在国民统一之下实现民族平等、文化融合。而实现“国民社会”的途径，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治制度，达到国民与民族这二者的相互统一。“其始也，姑以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痕迹、界限之可言。”可见，杨氏“合五族为一家”的认识在国内民族构成及其关系问题上较维新派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偏差甚至是谬误。 除杨度外，立宪运动中还有关于“平满汉之界”的各种奏折和舆论。据统计，《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该类奏折达20余通，其中满族4人、蒙古族1人、汉族12人。这些奏折中不仅提出“撤旗”、“立法”等消除满汉界限的建议，而且就满汉等国内民族关系的同质性、一体性也作了较深入的阐述。同时，以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北京创办的《大同报》及《北京大同日报》，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 总之，虽然各派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在关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大致是殊途同归，即在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方式重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汉族）国家。它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内民族关系由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反映出在近代国家转型中如何调适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中华民族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底蕴，又具有理论置换与创新的智慧。因而，辛亥革命一爆发，“五族共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辛亥革命不仅从思想理论层面完成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及其民族关系的建构，也在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政治妥协与认同过程中进行了政治实践 虽然“驱除鞑虏”被明确地写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上，但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派的实践活动中，它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革命宣传和社会动员。由于这一口号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的偏狭及辛亥革命本身动力群体的复杂性，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驱除鞑虏”迅速被“五族共和”所取代，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南北议和的政治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宣布起义或“光复”。其中除了革命党人的斗争外，立宪派也转向革命，相继改制易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阵营出现了各派政治势力的重新组合，于是在建立什么样的中央政府以及由什么人职掌的问题上，“五族共和”成为统一的号召和旗帜。 在武汉光复次日，起义的领导人便议定“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虽然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将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此议一出，实开“五族共和”之先声。12月4日，陈其美（上海都督）、宋教仁（欧阳振声代表）联合程德全（江苏都督）、汤寿潜（浙江都督）、蔡元培、章炳麟等人及各省留沪代表在上海召开共和联合大会，决定取五族共和的意义，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程德全、汤寿潜、黄兴及多数与会代表认为，五色旗“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此议发出，群以为是。”虽然这一决议因当时大多数代表尚在武汉而不具有完全效力，但它标志着“五族共和”已经成为革命阵营的政治共识。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会议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的立国方针。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五族共和”也是南北政治势力相互较量、议和妥协的重要政治纽带。袁世凯重新出山后翻云覆雨，在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玩弄政治权谋，意在掌控国柄。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表面上讨论的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私下进行的却是由谁来掌握政权的争斗。革命党人屡次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大总统。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以君主立宪向南方讨价还价，以南方的“五族共和”逼清帝退位，正好可收一石二鸟之效。于是，公开的会议成了例行公事，真正的会谈与交易是在赵凤昌寓居的“惜阴堂”进行的。与会者不仅有张謇、汤寿潜、程德全以及因刺杀载沣未遂而遭监禁后被袁世凯释放的汪精卫，还有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几经周折后，双方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所谓“国民会议”，是南方要求坚持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双方达成了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的默契。 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是在上海还是北京举行而争论不休之际，孙中山回国并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袁世凯恼羞成怒，一方面授意唐绍仪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一方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连续通电抵拒共和，对南方进行武力恫吓。一时局势陡变，南北之间似乎又要开战。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扼杀，内有临时政府内部的分歧、涣散和既成的议和事实，孙中山无力回天，被迫妥协。这样，在1912年1月上旬，南北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南方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在逼清帝退位后建立“共和”政体。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职。11日，《临时约法》正式颁布，重申了“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政府迁往北京。至此，南北统一。4月22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实践中并非像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中所宣扬的“驱除鞑虏”，而是“五族共和”。虽然实际的政治发展没有实现革命者的初衷，但它所展示的近代国家转型及其民族关系构建脉络无疑是十分清楚的：新生的民国是在清王朝基础上重建的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民族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