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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史党社研究员的最新力作——《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近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装帧精美，排版清楚大方，内容丰富，研究意义明显，学术价值突出。 笔者博士论文是从事与早期秦史和秦文化有关的研究，之前拜读过史党社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他已经发表的大多数学术论文，真可谓是受益匪浅。最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史先生巧遇，有幸当面请教一些问题，虽然时间短暂，但还是帮我解决了一些长期思索而不得其解的学术难题。会后，史先生将其新著《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赠与笔者一本。经过整整一个星期是废寝忘食的研读，终于将该书“啃”完了。该书所探讨问题均为学术重点和难点，史先生对学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网罗和逐条缕析，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消化吸收，进而借鉴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将其和考古学、历史学的材料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有的放矢地推出自己的独特研究视角和独到学术见解，既见理论高度，又颇富学术深度。 《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除了前言和后记外，正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主要文献解读——《秦记》《秦本纪》”，作者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对《秦记》《秦本纪》等文献材料的成书过程及其早期记事的真实性问题作了细致入微的考证和辨析。第二章“‘东来说’与‘西来说’”，作者对有关秦人渊源的两种说法作了回顾和梳理，同时对两种说法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评析。在第二章后附录了“卵生传说与东北系族群的渊源”一文，该文是作者“把人类学理论方法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相关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通过该个案研究，作者想要说明祖先历史传说往往经过了人为重构和曲解，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与之类似的“秦人”的卵生传说，很可能也是族群文化“接触与混合”的结果，不应该将此类传说作为秦人族源的立论依据。第三章“毛家坪A组遗存的族属”，作者对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A、B两组遗存的特征作了简介和总结。以往学界多认为，毛家坪A组遗存是西周以来“秦人”的文化，而与之比邻的寺洼文化和毛家坪B组遗存则属于“西戎”文化。作者认为“西戎”是“秦人”下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家坪A组遗存本是受了周文化影响的“西戎”文化类型之一，这些“西戎”进入到了“秦人”下层，其文化也就相应地成为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章“颛顼传说的流布与秦、楚的渊源”，作者分析了颛顼传说“层累”构成的历史过程，进而认为秦、楚王族自认为或被认为是颛顼之后，很可能是假借祖先历史传说以改变或被改变族群“身份”的结果。第五章“秦人名号略说”，作者通过对秦人（尤其是秦人先祖）名号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指出秦人先祖与“戎狄”有着密切关系。第六章“从商周关系看‘中潏归周’的地理问题”，作者指出，商朝末年，周、秦同为商臣，“中潏归周”时的“西垂”大约在今山、陕以西地区，不同于西周时期秦人所在的“西垂”之地。第七章“故道早期的历史——以考古材料为主的论证”，作者对商周时期故道的历史和功能作了细致论证。第八章“西周金文中的‘秦夷’问题”，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对询簋、师酉簋、师酉盘等载有“秦夷”的青铜器铭文作了精细考证，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研究能力。第九章“非子‘附庸’解说”，作者对学界有关“附庸”的三种说法作了概述和评析，继而提出了自己对非子一支秦人被周孝王封为“附庸”的理解。第十章“周秦礼制关系研究”，作者指明了“秦礼”客观存在的历史之一，并分析了“秦礼”与周礼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秦人的渊源。第十一章“谁是‘秦人’？——族群关系背景下的秦人历史”，篇幅长达8万字，作者运用族群关系理论对“秦人”概念作了界定，特别强调了“秦人”概念的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秦内部、秦与“戎狄”、秦与“华夏”这三种族群关系在“秦人”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解析了战国中期以来“秦人”认同构建的失败，并将其看作“秦人”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极其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 史先生在《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末尾陈述道：“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秦人的早期历史，另一是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这是秦史研究的两个要害。”依笔者看来，史先生的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其实可归并为一个方向，即早期秦史和秦文化研究。学界现有早期秦史和秦文化研究成果虽然涉及历史、考古、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总体看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考古学领域，主要是考古文博学界的专家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在对相关文化遗存作文化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这当然与文献材料有限，而考古材料却大量涌现有密切关系；考古文博学界首先发现新材料并对其加以利用从事相关研究本无可厚非，但早期秦史和秦文化研究本身内涵丰富、体系庞杂，仅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单一研究显然是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解决相关问题的，这就必然需要多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在继承以往精深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考古学领域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早期秦史和秦文化做出更为全面客观与深入细致的揭示和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先生《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便是一部将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和理论结合的典范之作。 在该书中，史先生在理论方法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创新和突破：一方面，从整体史观角度，对相关文献、考古、文字资料作了综合的解释；另一方面，借鉴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把“秦人”当做一个族群现象去分析，从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去把握秦人的历史，思考族群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史先生特别指出：“在许多地方，笔者试图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提出问题，再用综合的办法解决问题，在解释材料的时候，更多地渗透了一些理论方法的思考……在探索秦史的时候，材料的累积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方法的进步，还有研究者演绎归纳的能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笔者很赞赏史先生的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是研究方法的高明，才使得《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在秦史研究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和创新，自然使其与通常的秦史研究在研究范式和成效方面显得迥然有别。所以，姑且不论书中对于具体问题的学术观点如何，仅就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值得学界学习和借鉴的。 早期秦文化是周秦时期关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统一关陇文化体系中的主导文化。周秦时期的关陇文化，除了秦文化以外，它还包括周文化、戎狄文化；另外，还吸收了巴蜀文化、三晋文化、草原文化和绿洲文化等因素。史先生长期从事早期秦史和秦文化研究，据笔者对史先生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的了解，史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从事周秦时期关陇文化研究，他不仅关注秦史和秦文化，还关注其他相关文化类型；不仅关注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还关注各相关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这些与秦史和秦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类型及伴生问题，史先生也作了长期思考和研究，其中不乏精当之论。史先生是一位有着较高行事准则的学者，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只愿贡献给学界以全新的研究成果；或许是出于类似完美主义的考虑，在《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中，史先生并没有将其对上述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过多纳入书中，这对读者如我辈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毋庸讳言，《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别字、衍字较多；有些段落语言表达不够凝练，学理色彩浓厚，读起来不是很顺畅；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有些地方，是具有探索性的”，既然是“探索”，那就尚未形成定论，有些观点难免让人产生突兀之感，一时未必能够全然接受，尚需学界进一步的检验。另外，笔者窃认为该书第七章“故道早期的历史——以考古材料为主的论证”，虽然论证逻辑严密，但与全书主题关系不甚密切，不必将之与其他各章结集在一起。瑕不掩瑜，该书毕竟是史先生多年潜心苦读的重要成果，其中涉及问题多是学术重点和难点问题，史先生在许多问题上都较前人有所创新，必然会给学界同仁带来诸多启发。 总之，《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是史党社研究员奉献给学界的一部学术力作，它是史先生十年思索的结晶，其中有怀疑和批判，也有反思和总结，更有凝练和提升。书中新见迭出，颇见理论高度和学术深度，体现了一位学者长期探研秦史的心路历程和扎实的学术功底，相信该书会对学界产生足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欣闻史党社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即将出版，自史先生2008年博士毕业以来，至今已逾5个寒暑，期间史先生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补充完善，无异于重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无疑将会成为史先生的又一部巅峰力作。我们期盼着史先生的博士论文早日出版面世，以飨学界。 （《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11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