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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陆键东先生新出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读后已是深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56年至1965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隋唐史研究生，前后近十年。隋唐史教授陈寅恪老师的最后二十年（1949-1969年）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度过的，与我同时。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因此，想写一点读后感。 全书十分重视细节。通过一个个细节，像画家一样，一笔一笔地把人物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举几个例子： 《劫后余绪》一章1959年广州京剧团六位演员拜访寅恪老师的细节：“演员们围坐在陈寅恪的身边，每人说上几句，让陈寅恪去猜，老人居然能一一说中说话者在戏中饰演的是哪一个角色。陈寅恪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得意地作了‘顽皮的卖弄’,在谈论京剧一些传统的史实时，让演员们去他的书架上翻书，指出在哪一本书哪一页上有答案。结果引来的是一阵更大的惊叹声与欢笑声。” 作者没有直白地说寅恪老师如何如何热爱京剧艺术，但通过细节，笔下不断流淌着京剧给他带来的欢乐，一个京剧艺术爱好者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四章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的一个细节：1953年11月21日，曾经是寅恪老师的学生和助手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给他的两封信，来到广州，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寅恪老师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篯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篯说到了冼玉清与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他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这个细节，只有二、三百字，把寅恪老师说真话、倔强的个性表露无遗。 195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去拜访寅恪老师的细节。周扬回忆：“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教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据中山大学陈序经回忆：“两人见面后争论起来，争僵了。陈的火气很大，周部长不应再向其解释。”这个细节，把寅恪老师思想敏锐、幽默，一是一，二是二，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为了照顾对方的面子而放弃甚至附和的倔强个性，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书中许许多多的细节，是一幅幅连绵不断的绚丽的人生画面，一长串动人心弦的歌谣，读者有眼泪，也有欢笑，跟随作者一起“经历”了寅恪老师悲欢离合、风风雨雨的最后二十年。 书中引用寅恪老师的诗不少。“以诗证史”，是寅恪老师开辟治史的一条新途径。作者在书中，引用寅恪老师的诗，来证寅恪老师人生之“史”。诗中有史，史中有诗，成为本书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书中提到1956年寅恪老师六十七岁生日，为酬妻子“置酒庆贺”作七律一首： 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 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本书作者对此诗作了这样的分析：“在祝寿的大好日子里，陈寅恪竟写下‘供埋骨’、‘欠砍头’这样不吉利的句子，似乎甚不合情理，但知晓了‘中山大学的肃反故事’与‘和诗风波’，‘供埋骨’、‘欠砍头’的‘今典’便迎刃而解。” 《今宵相逢》一章提到，好友吴宓来访，寅恪老师赠吴宓七律一首：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本书作者分析：此诗“实际是六十年代初陈寅恪生存状态的自述。”“其中‘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两句尤为可圈可点。‘加白眼’三字，极传神与甚真实地表达了其时陈寅恪身处的环境。” 像上述用诗来证史的例子，书中还有数十处之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书中说到有些事情，和我也有点关系。 第六章 《1956年：一个罕有的春天》：“1956年9月22日下午5时，中山大学历史系迎新联欢会刚结束，一群新生在部分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东南区一号拜访陈寅恪。这是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史系专门组织师生探访受人尊敬的史学大师的仅有记载。”在这群新生中，就有我一个。 在迎新会上，系主任杨荣国教授介绍寅恪老师是“教授中的教授”。散会后，我们到东南区一号寅恪老师家中拜访。老师站起身来欢迎我们。他问第一志愿报考中大历史系的有多少？报考北大历史系有多少？我第一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寅恪老师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不是我的学生便是我的朋友。”我听了心中一动：“难怪说他是‘教授中的教授’。”接着他说：“问题不在中大或北大，而在于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努力钻研，一定会取得成绩的。”他要我们学好古文和外语，注意身体锻炼等等。老师语重心长，谆谆教诲，对青年寄予厚望。这次会见，我永远不会忘记。许多年后，我的第一本文集《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出版。我在《后记》中回忆当年的情况时写道：“陈寅恪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话虽然简短，却在我心灵深处，对神奇的历史殿堂，产生了无穷的遐想，对探索、研究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我和寅恪老师第一次见面。寅恪老师早已过花甲之年，我十八岁多一点，我俩是两代人。作者在第六章这样描述这两代人：“陈寅恪继续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初时参加选修的同学达三十多人，将陈寅恪辟作课室的二楼走廊坐得满满的，走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做书桌使用。这些人生观已深受时代影响的大学生，几乎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面前这位声名显赫、平时绝难一见的史学大师。那种反差的确很大，陈寅恪穿一长袍，天寒时又戴上一顶瓜皮帽，身上再裹马褂。这是一种在旧时代的照片中才可看见的打扮。不少选修者马上想起了当时常用来讽刺‘落伍分子’的一词——遗老遗少。” 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把寅恪老师看作落伍分子“遗老遗少”，而是一个学识渊博，了不起的大学者，对他怀有崇敬之意，并下定决心向寅恪老师好好学习。我甚至对班上的同学说：“要向‘三八一’高地进军!”（寅恪老师是一级教授，工资高达三百八十一元。） 但是，参加寅恪老师选修课的三十多个学生中却没有我。为什么？回想起来，两个原因，一是那时我重视“史”胜过“诗”，二是我向来重视自学。那时寅恪老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已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我正在自学这本书。 我学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很认真的，作了详细的笔记。这本书的结尾：“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引起了我对唐末庞勋起义的很大兴趣。于是，我收集资料，在读二年级时，写出了学生时代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唐末庞勋起义》。论文长达一万多字，末尾结论：“宋祁（宋子京）说，唐廷经过这次‘庞勋之乱’以后，‘倡戈横行……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稿子写好后，有要去请寅恪老师看看的想法，犹豫再三，终于没有去，不是不愿去，而是不敢去。不久，我寄给《史学月刊》全文发表了。 也是这个时候，《理论与实践》刊物，发表了批判寅恪老师的文章《“教授中的教授”种种》，说“把陈寅恪先生装扮成为不问政治的头面人物，然后好向那些易受迷惑的青年学生贩卖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狗皮膏药”，“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按照这种逻辑，凡是人民起义和革命斗争都是引起外患乃至灭国的‘祸根子’。这种理论不正适合历代反动派‘安内然后攘外’的罪恶政策吗？”批判者把寅恪老师所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与蒋介石的“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扯到一起，然后扣上一顶“反动”的大帽子，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事本书作者在第十一章正文及注释中都提起过，但比较简单，上面我说的这些，算是一个补充。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部作品，初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作者没有因此而满足，又经过长达十七年的“研磨”，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出版“修订本”，终成大器，成为一本有生命力的著作，是中国传记文学的范本。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出版，定价72元。）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0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