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地，以农民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反对外来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武装斗争大规模兴起，最终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起义。 起义爆发后，德国社会各界深感震惊，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闻记者在隶属于自由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齐声讨伐基督教新教的中国传教活动，认为基督教传教，特别是新教传教对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 德国媒体：传教士一露头民众反对就爆发 在柏林，《小报》1900年6月29日发表记者采访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访谈。这位外交官把引发义和团起义的责任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声称他们的宗教狂热精神、不得体行为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触犯了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神圣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传教士一露头，民众的反对就马上爆发。政府则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不得不派兵惩罚所谓的闹事者，这一行动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不满。另一份柏林报纸甚至说：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过着舒适的日子，不懂中文，仅仅依靠被派遣到内地的翻译进行布道。先前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则为《周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引发中国人仇外情绪的因素，其中首先是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缠磨人行为，然后是个别铁路铺设给人力车夫、赶骡马和骆驼的人、拉船的人带来的一些直接损失。 在科伦，《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7月8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在汉堡，《汉堡新闻报》声称，“一旦所谓的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下去，列强的最主要义务就是遏制传教士。”后来它又要求“放弃对那些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保护”。《汉堡新闻报》还不加任何评论地刊登了一位“年轻的汉堡商人”的报道，该商人在义和团起义爆发前不久到达天津，并“在那里的德国人俱乐部中寻欢作乐”，他说：“看到传教士遭到中国人的屠杀，人们甚至感到高兴。”还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汉堡新闻报》撰文说：“中国人是一个有着正统信仰的民族；每个月人们都用两整天的时间专门侍奉神祇，因此，即便是最轻微的干预其宗教的试图，都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多年的“德国大商人”在《哈勒报》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埋设电报线或通过建造传教站或教堂，风水，即‘守护神’受到严重冒犯。” 归纳起来，对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点：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懂中国语言；他们怀有“宗教狂热”，恣意妄为，纠缠不休；他们伤害了中国人的最神圣情感，一旦中国人奋起反对基督教，他们便策动惩罚性讨伐；中国教徒都是无用的人。 德国新教传教士：西方外交官、商人应为义和团运动负责 对上述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们坚决予以否定，同时把许多过错归于天主教。传教士叶道胜揭露：“罗马教会自从进入中国起就没有停止把传教和政治搅和在一起，并且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血案。”新教传教士承认中国人的一些神圣情感经常受到外国人的伤害，但是指出伤害者不是传教士，而是欧洲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外交官不是诚实、正直和人道的人，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根本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在举办舞会和宴会时，女士粉妆登场，与男人坐在一起吃饭，手挽手，搭肩搂背地与男士跳舞。而不少西方商人则对中国人颐指气使，任意辱骂殴打。 德国新教传教士提出，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不讲道德的贸易行为，应该为义和团运动负责。卡尔·茅斯指出，中国人已经饱受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就是说“白种人的代表和属员”的欺辱。这一点必定会招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他说：“中国人即使不热爱现今的王朝，因为它属于‘野蛮人（夷族）’，但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那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