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残酷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权位更重更高。当慈禧宣布欲行“新政”时，张之洞和刘坤一积极响应，联衔上了三道奏折，即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三折”，规划了“新政”第一阶段的实际纲领。 变法大臣的谨慎与残酷 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反对朝廷支持、利用义和团政策的刘坤一(两江总督)、张之洞，认为将大祸临头，开始积极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用武力救护光绪，使其重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唐才常辗转到日本。 1899年深秋，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次年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发达，进退方便；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劝他们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留下“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这些活动都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某种程度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 在慈禧、光绪最终谁能掌权的局势未明朗以前，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他采取“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救上”很可能成功。于是他静观时变。 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惶出逃，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大权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张之洞做出最后抉择，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将这20多人斩杀。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报，对其余人张故意含糊其辞、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酷决断。他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表明清王朝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其实非常有限。这种种变化，都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阶梯。 观念与措辞分离的妥协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当获知慈禧1901年1月29日宣布欲行新政的“上谕”时，张之洞对慈禧在如此短时间内几乎是180度的大变化，不能不深有疑虑，不知她是真心还是假意。内心一直认为要变法、行新政的他，并未立即积极响应，而是小心谨慎地打探虚实。 经过一番探听，他得知此谕确得慈禧首肯，才开始积极行动。不过，又从几个渠道得知慈禧强调新政不得偏重西法，他大惑不解。在给友人的信函、电报中，他提出如果“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强调新政“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所以，他又要心腹探明“究竟此事慈意如何”？ 心腹复电劝他可以实际行新政，但“不必拘定西学名目”，因为慈禧等人对“西学名目”深为反感，否则将“授人攻击之柄”。张之洞在复电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的结论是：“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 有此信息，张之洞的行为更加慎重。他在与其他大员的信中坦承自己的策略，在观念上必须认识到变革只能“以仿西法为主”，但在措辞上则在“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这两句上大做文章，因为“新政上谕”中也说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他进一步提出，不妨准备两个奏折，一折提出一些比较彻底的以学“西法”为主旨的具体措施，而另一折的主要内容则是变革以中国旧法略加整顿、稍为变通即可，以备前折被朝廷否定之用。 但是，他还是强调，应冒风险努力说服朝廷接受第一折：“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因为：“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 权重一时的张之洞都如此谨小慎微，其他总督、巡抚则更加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东南各省督抚，要互相商量，互通声气，复奏基调一致，共担责任。此议一出，得到东南各省督抚热烈响应，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就有此意见，早就致电张之洞要他先拟就大纲供各省参考，自然对此更加积极。 一时间，东南、西南各省再加山东、陕西、山西等三省巡抚,共近20位地方大员间函电飞驰，你来我往，商量大纲，斟酌字句，热闹非凡。此时，早已超过“新政上谕”要求两个月复奏的期限，亦可见各大员的确小心谨慎。 变法三折 此事正在紧锣密鼓之际，袁世凯突然得到消息，朝廷并不同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强调要单衔上奏。经过一番考虑商量，张之洞分别致电原先联络过的各督抚，要他们单衔上奏。他提醒说,虽然是分别上奏，但应互通声气，大意应当相同，论调应当一致，以显公论。但是，刘坤一却坚持要与张联衔上奏。可能考虑到地方大员中只有刘与自己是新设立办理新政的“督办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处大臣，张同意与刘联衔上奏。 经过二人反复斟酌、磋商，他们联衔在1901年7月中旬连上三折，对新政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第二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第三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连所附《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共计4万余言，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概言之，“三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必须“人才为先”，因此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实质内容是逐渐取消科举，大办新式学校；第二是中国旧法的“整顿变通”，提出12条措施，实质内容是革除吏治、刑狱、军制方面的弊端；第三是学习西方，共11条，这部分内容最重要，有派留学生、发展新式工商业、邮电、交通运输业和农业，制定现代各专门法规，翻译“东西各国书”等等，核心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学习西方。 三折上达，慈禧太后在8月20日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事实上成为“新政”的纲领。直到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措施，大致不出此三折内容。 从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到上奏行新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时不满一年，从中可以看到重臣张之洞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可以看到他的开明、谨慎与谋略，可以看到在新旧矛盾间众大臣的动向，可以看到朝廷变革的被动与无奈，可以看到维新派渐趋激烈的变化。这一切，都折射出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即将来临。（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