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正值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殖民主义横行、称霸全球之时。 列宁：“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1900年底，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对华战争》一文，写道：“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列宁强调：“目前在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同样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因此列宁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 德国《前进报》：“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 德国是侵华八国联军的急先锋。德皇威廉二世1900年7月在不来梅为德国侵华先遣部队送行时扬言，要对中国作“示儆的惩罚与报复”，“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但德国工人阶级却给予中国人民有力声援。1900年6月19日，即八国联军强占中国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后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指义和团）。”文章称颂道：“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此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梅林、倍倍尔、蔡特金等，相继发表文章或演说，谴责列强对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血腥镇压，号召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00年6月20日，梅林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中国的骚乱》一文，写道：“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企图拿着武器去扼杀欧洲的‘文明和人道’，然而‘铁拳’政策到中国去干什么却是大有文章的，无论如何是跟欧洲的文明和人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列强侵袭中国不是为了文化和文明，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美好事物，而只是为了要瓜分介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球上最后一块大的销售市场罢了。” 190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因茨召开代表大会。党主席保尔·辛格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指出：“德国的对华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获取一块德国领土，通过占领一个省在中国站稳脚跟。”这种侵华政策“是为满足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文主义的领土欲望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益服务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世界政策的决议》，坚决反对“派军队去中国”，“要求全党广泛开展抗议活动，为反对反人民的对华政策而斗争”。在社会民主党号召和领导下，柏林、莱比锡、巴伐利亚、米格恩、黑尼欣、忒尔岑等地工人和群众举行了集会，积极响应。 让·饶勒斯：“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 在法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哲学家让·饶勒斯，也极力反对列强对中国“实行武装入侵和瓜分的政策”。对于义和团运动，他认为这显示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觉醒”，“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他严厉斥责八国联军“为镇压一场民族运动的远征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把此看做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著名学者牟安世先生曾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使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整个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在这个三次瓜分危机缓解的基础上，我们说义和团运动结束了自1871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代’和‘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这个论断代表了以往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国际历史意义的主流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