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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初夏,我应邀参加了在冲绳举办的研讨会“为了创造‘自我决定权’——冲绳·亚洲·宪法”。这是一个由冲绳思想界和社会运动界筹备和举办、面向冲绳市民的公开学术讨论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冲绳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对于施政权归还日本之后冲绳社会思想状况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在会议中,我通过影像资料了解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冈本惠德等人关于冲绳复归日本基本状况的思考,也通过诗人川满信一的报告了解了他在复归——反复归运动中起草《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真实动机。听到在场的社会活动家关于冲绳社会现状的看法,并有幸接触到了新崎盛晖和很多战斗着的冲绳人。 新崎在《冲绳现代史》中译本前言中告诉读者,今天的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但是它不同于日本其他的县(也有别于作为其他县的北海道),它有着以琉球王国命名的悠久历史,曾与明朝和清朝保持着以礼仪为表象的朝贡关系;在被江户时期的萨摩武力控制之后,它的独立性渐渐被剥夺,在明治初期的一八七九年,琉球成为日本的一个“县”,它在朝贡体系中曾经拥有过的自主性不复存在,它的历史也被日语所遮蔽,今天多数的冲绳年轻人甚至不再会说自己的语言,也不再熟悉琉球的文化艺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冲绳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但是却没有获得自由,因为它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世界强权政治的网络之中,冲绳这个被践踏的区域社会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军事基地,也是日本转嫁危机的一个载体。然而,这个“重要性”给冲绳民众带来的,不仅是无尽的灾难,还有选择认同的艰难。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复归日本还是独立于日本”的两难,就是冲绳人历史命运的写照。一九七二年冲绳的施政权“复归”日本,但却丝毫没有解决冲绳的问题。日本政府给了冲绳某些经济援助,但这不过是转嫁本土各种危机(首先是本土的美军基地)的铺路石而已。冲绳人要获得各种基本权利,依然必须依靠自己的抗争。 一位社会活动家告诉我,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为持续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不断注入能量,对抗美军基地在冲绳的扩展,特别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斗争。 她说,美国最终可能会撤走在冲绳的基地,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冲绳人的胜利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因为撤出冲绳的美军基地可以立刻重新安置在太平洋中的其他岛屿,并非所有的岛屿都有如同冲绳这样的反对美军基地的能量;美国早已预备了几套可以选择的基地设置方案,冲绳的抵抗即使可以赶走在冲美军,却未必可以把美军真的赶回自己的国土。 冲绳人的斗争目标并不是把美国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而是真正消灭战争的潜在威胁,取消美国在其国土之外的军事基地。 川满信一介绍他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时说,这份草案是一份“社会的宪法”。它曾与另外一份由法学家起草的《琉球共和国宪法草案》一起,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新琉球文学》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川满在草案第一章《基本理念》里是这样写的: 第一条我们琉球共和社会人民,立足于历史的反省与悲愿,扬弃人类有史以来权力集中的功能所造成的一切罪孽的根基,在此明确宣布坚决废除国家。 这部宪法仅仅保障共和社会人民的如下行为:凭借对于万物的慈悲原理,不断地创造互助互惠的制度。 超越和偏离了慈悲原理的人民,以及协调机构及其当权者,他们的任何权利都不会得到保障。 第二条这个宪法是为了废弃所有法律而设的唯一的法。因此它废除军队、警察、固定的国家管理机构、官僚体制、司法机关等等集中权力的组织体制,不设置此类组织。共和社会人民须在每人心中摧毁权力的萌芽,竭尽全力将其去除干净。 要指出这部“宪法”的乌托邦性格是很容易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似乎也得到了这一类评价。然而,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尽管这一类批评还在,但冲绳的知识分子重温这部“宪法”,却是出于清醒的现实认识。 川满信一在研讨会上说,在日本国会并不让冲绳议员发挥作用的状态下,他希望这部宪法可以唤起日本民众对现行日本国宪法合法性的质疑,唤起日本人自主设计自己社会形态的主体意识;假如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一部自己的“宪法草案”,那么,日本国的宪法就不得不被真正重新制定。 著名评论家仲里效则说,他是对于冲绳本土发生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复归日本”运动的彻底批判,同时提示了一种对于权力的另类想象,这就是基于对冲绳“近代”深入反思的“反复归·冲绳自立论”。局外人或许仅仅把它理解为“冲绳要求独立自治”,那就实在大错特错了。仲里效和其他反复归运动的倡导者绝对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独派”,相反,他们反对对现实不负责任的“冲绳独立论”。在严酷的斗争中,这些思想家时刻关心着斗争的有效性和理念性,为此,他们锤炼着作为斗争灵魂的原理。按照仲里效的解释,“反复归·冲绳自立论”试图对峙的,不是简单的“复归日本”,而是这样一种复归潮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殖民地主义的内在化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如同本书作者新崎所说,反复归思想并非是复归思想的反命题,它包含着更多的创造性想象。仲里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生长于冲绳的我们,是否能够获得通向世界也回到自身的话语?”这两部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另类想象,应该理解为对冲绳话语和冲绳的世界意象的创造。 这次会后,我一直想动笔写下我所受到的冲击,把它传达给中国的读者,却苦于无法找到准确的语言。冲绳的经验并不是用苦难和反抗就可以概括的,它凝缩了半个多世纪东亚的战后史,几乎聚集了这段历史里所有的残酷和两难;而冲绳人的反抗,不仅决定着冲绳的命运,也影响着东亚的命运。冲绳的活动家们在艰苦的“持久战”中付出了几代人的生命岁月,冲绳的思想家们在紧迫的实践课题中为这一持久战打造着不断变动着的思想轮廓;在当今世界的知识格局中,冲绳人清醒地意识到,要想表述自己的历史,必须从锻造自己的话语开始,因为,这个被强权支配的世界并没有为冲绳这样的区域预留属于它的表述空间。 贯穿《冲绳现代史》的线索,是从日本战败之后直到今天发生在冲绳政坛与社会中的抗争。冲绳在战后从被美国“托管”到施政权回归日本,再到复归后与日本政府和美国的尖锐冲突,冲绳民众一以贯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自决权;同时,这一奋斗一直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制度空间和时代变化的空隙来推进的。这个特性,正来源于冲绳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从冲绳在战后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而被美国“托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施政权返还日本,这期间它是美国的一个州还是东亚的一个孤儿,一直是暧昧不明的问题。这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而言并不重要,因为琉球仅仅是转嫁危机和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已;但是对于需要在现代世界中确定自己位置的冲绳人而言,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于现实政治权利的确认与斗争目标的设立。冲绳在战争后期就被日本政府“丢卒保车”了。当美军在冲绳登陆之时,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也同时推进。当日本本土的进步势力还在把美国军队视为解救民众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军”之时,冲绳的民众却已经饱尝了这“解放”的艰辛;而当本土的人们还对美国输入的“民主化”充满幻想的时候,冲绳的民众却已经在现实的抗争中深刻地体味到了这民主制度的虚假内涵。 但他们巧妙地利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占领的事实和美国军政府(从一九五○年开始,这个直到一九七二年为止都拥有琉球实际统治权的美国军事机构改名为“民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条文,一步步推进和确立冲绳社会的自由度和自决权。本书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冲绳政坛本身的纷争对立: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革新势力内部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导致的冲绳社会的变化。在几乎难以喘气的紧迫节奏中,新崎描述了一个复杂变迁的动态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政府与冲绳政坛内各种势力所构成的紧张力学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很难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这一时刻需要捍卫的政策条文的法律效应,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彻底摧毁;在这一时刻需要坚持的对日对美的某种立场,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加以否定。 政坛斗争如果没有民众意志的参与,不免会流于党争;而冲绳的政治斗争却始终贯彻了民众的意志。书中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举岛上下”的大规模抗争形态,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全岛奋起的政治斗争传统直接影响政治局势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例如美军对于那霸市政的操纵,也能够迫使美国驻冲政策进行让步和调整。冲绳人这种在极限状态下形成的战斗传统,在日本政府出卖冲绳利益、美国把冲绳作为控制亚洲的主要立脚点的险恶局势下,几乎是维护自己基本权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当本书叙述战后岁月中发生在冲绳政坛的政党分歧和不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时候,它正是在叙述冲绳民众的“多元”性格,显示了冲绳的民众政治抗争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众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响到政坛的斗争形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冲绳在当代东亚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战后命运的两难处境。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本书涉及的“复归—反复归”运动了。这个运动尽管内部充满了歧异和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相当清晰地体现了冲绳战后历史中最大的两难。本书上部第九章所写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绳的最终归属,而是围绕着这个归属问题在冲绳与日本本土之间、在冲绳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派生的问题。例如冲绳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与日美安保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日本自卫队是否可以开进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返还时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权?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返还之后与本土的基地之间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标准?冲绳的复归与反复归运动在时间形态上似乎是前后相续的,其实它们是同时进展的。因为在倡导冲绳复归的活动家中,很多人仅仅是把复归日本视为突破冲绳被占领局面的一个出路,为此,复归“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就成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回归日本,不如说是回归“和平宪法”;但是,复归“和平日本”的理想并不能解决冲绳被日本政府离弃和歧视对待的现实,也不能解决日本政府在战后并没有真正独立于美国、因而复归日本并不能有效地对抗美军占领的问题。因此,从复归日本的运动兴起的时候开始,反复归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时生长了。但是,反复归是否可以通向冲绳的独立?当反复归与冲绳独立论结合的时候,它的具体困境是什么?这些困扰着冲绳人的问题最终使得“复归—反复归”变成了一个思想和现实斗争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实践的目标。借助于这个框架,最为清晰地浮现出来的就是冲绳人在孤独的战斗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仅关系到冲绳人的生存问题,也同时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 冲绳的归属问题纳入日美两国谈判日程的时候,正是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冲绳成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战争的时期。冲绳施政权回归日本,与美国把东亚反共政策的具体实施转嫁给日本的政策互为表里。与冲绳人回归“和平宪法”的愿望相反,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它最强烈的战争愿望。据《朝日新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道,当中国在一九六四年核试验成功之后,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希望美国立刻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正是同一个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美并签署“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使得冲绳复归日本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的直接后果,正是本书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冲绳,冲绳复归日本没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进一步推向战争。 复归还是反复归,这个问题远比认同问题复杂。在越南战争爆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冲绳的民众意识到了复归与美国的远东反共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运动口号从“向和平宪法复归”转变为“反战复归”,这是一个与日、美政府的冲绳施政权移交目标在方向上相反的斗争,尽管它也使用了“复归”这个口号。本书指出,这个运动虽然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却使得民众认识到了对于美军基地的默认就是对越南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加害,这一认识使得冲绳的归属问题和认同问题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