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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上虞县道墟镇)人。清朝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平生著有《文史通义》。关于章学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近人金毓黻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①金毓黻所说之刘氏，即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章学诚虽与刘知几齐名，但两人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却各有侧重，章氏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②可知章学诚阐述史学理论主要侧重在史意(也称“史义”)。 章氏史学理论核心——史意之说 从事史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史学主要是由史学理论与观点、历史事实和历史文辞三者组成的，即章氏所谓之史意、史事和史文。章氏平生论学力主史意，认为史意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 章氏既然首重史意，那么其特指内涵是什么呢?章氏对此未曾做过诠释，但有过这样一段的相关论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③ 经过对章氏上述这段文字的仔细研读，鄙意以为，章氏之史意应指探索历史及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理由如下：章氏在这段文字的上半部虽然说到“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那也是“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即从孔夫子的角度而言，章氏对此态度如何，并未曾言明。章氏在这段文字的下半部，所云“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借司马迁之语真正表达了自己之意，即史学旨在探索历史及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关于这一点，章氏在其历史编纂学、史评和方志理论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章氏学说之沉浮 章学诚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正值考据学风最为盛行时期。在这股强劲的考据之风的驱使下，许多学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宝贵的时间都用在考经证史之中，他们整日殚精竭虑，爬罗剔抉，竞为鱼虫之学，以迎合时尚。 章学诚生长在乾嘉时代，对这种考据风带来的弊端体会最深。面对这种不良学风，章氏并不盲从，自有主见，认为既称之为时尚，必然有所亲，亦有所偏。历观古今学术，一文一质，交替兴衰。为求一时名利者，花一生精力去追赶时髦，结果是欺世人亦欺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风也会因盛极而衰，是否是真正的学问，还要历史去判定。因此，对于一代学风所尚，即使世人重之如泰山，但“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反过来，如果合于自己的治学宗旨，“虽锱铢不遗。”④ 即使因此而需要自己付出一生的代价，在所不惜。就这样终清之世，章氏史意之说一直隐而不显。 章学诚由于所学不合时好，生前声名孤寂，直到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史家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历史，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章氏史学理论的伟大学术价值。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⑤此后章氏之说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民国初年，科学研究性史学论著若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蔚为大观。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和解释历史，指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一样，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几种社会形态之后，最终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等观点，并取得了很多相关的学术成果，将史学理论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在大陆的史学界至今盛而不衰。 当代史学学风评议 在这样一种高度重视理论的时代背景之下，章氏史意之说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自20世纪初，研究章学诚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文章日渐增多，80年代以后，有关研究章学诚的史学论文成倍增长，甚至还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然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方志理论只是得到了抽象的肯定，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实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影射史学四处泛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抢班夺权的政治需要，以儒法斗争为形式，企图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当然，这时的史学已属于政治范畴，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第二，自80年代至今，包括史学界的整个学术界开始出现浮躁学风，时至今日正在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浮躁学风的影响下，中国科学研究的实际质量十分令人担忧。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论著的数目开始成倍增长，至今却鲜见学术大师级的学者出现，期间凋零的几位国学大师，如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季慕林等，皆在民国时期即已成名。有些学者将目前这种浮躁学风戏称为“3F”现象，即心情“浮躁”、成果“肤浅”和理论“浮夸”。 第三，出于尽可能保存一定信息量的考虑。按照章氏的史意之说，史家著书立说，旨在探索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一主旨，史家对搜集到的史料须进行大量的剪裁，凡是能够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留之，未能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弃之。就章氏本人而言，这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有差别的，更何况后世之人，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前人以为无用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十分珍贵;前人以为珍贵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是糟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而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当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在撰史修志的过程中，尽量保存一些必要的史料内容，以供后人裁择。 由上而知，尽管当代史学十分注重理论的作用，但是章氏史意之说并未得到真正的实行。应当说这是当代史学的遗憾。如今重温章氏史意之说，应当说对转变当代史学浮躁风气是颇具启示意义的。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史学著述贵精不贵大。章氏史意之说，主张写史须博收约取，“词尚体要”，为此将中国古代史籍划分为“撰述”和“记注”两个部分，其中记注部分主要指史料汇编一类，目的就是为撰述部分服务，解决撰述部分有可能遗漏史料的后顾之忧，使其得以轻装上阵，真正做到词尚体要，为提炼反映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认识创造出必要的条件。 探索某种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须遵循从实践到理论的原则。如上所述，章氏史意之说的特指内涵是探索某种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为此章氏积极倡导撰写通史，因为通史体裁著作，最能看出某一事物的历史发展大势，从而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问题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的。与此相反，时下有些史学著作却是先有理论，后找史料依据，好像史料是为理论做注脚，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撰史须成一家之言。章氏史意之说，主张词尚体要，倡导通史体裁，最终要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有独立见解，不能人云亦云。时下之学界时兴课题招标，即课题组长带领若干课题组成员实行集体攻关，这种研究模式的优势是时间短，成书快，尤其是撰写大部头著作更见其效率。缺点是众手成书，写作风格不一，缺乏有机结合，甚至观点出现矛盾，更谈不上成一家之言，似此只能说是应时之作，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树立为史学事业而牺牲的奋斗精神。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十分兴盛的乾嘉时代，其所主张的史意之说因不合时宜，终清之世，隐而未显，然而他能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史学名著《文史通义》一书，为中国史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当代史学工作者，也应当学习这种独立思考和淡泊名利精神，不为利诱，不为名累，立志高远，厚积薄发，力争写出一部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学著作，庶几不负一名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