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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此说可谓切中时弊，官场上的三俗之风应在首先整治之列。 官场中低俗风气的表现 官场上的庸俗之风、低俗之风、媚俗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吹吹拍拍之风。有句俗语说，见面不说实话的是做生意的，彼此看不起的是搞艺术的，相互吹捧的是当官的。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阿谀奉迎成了时下的为官之道。下级对上级大讲颂扬话，上级对下级大讲关照话，同级之间大讲恭维话。就连党的民主生活会也是只谈或多谈成绩，不谈或少谈问题，成了相互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有的官员滋生了一种不良的江湖习气，称兄道弟，结交团伙，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还有的官员热衷于参加那些变了味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把义气、利益置于原则、法律之上。 浮夸作秀之风。“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这是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曾经许下的诺言，它从侧面说明了浮夸、作秀已成为当下官场中的不良之风。浮夸，就是少做多报，弄虚作假;作秀，就是演戏，给上级看，给老百姓看，并无诚意，包装自己，换得虚名。更常见的还有那数不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等，不少官员热衷于“电视有形，广播有声，报刊有名”，追求轰动效应。 吃喝玩乐之风。有的官员将用公款吃喝玩乐当作享有特权的标志，当作生存的价值，当作公务的一部分，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如，将拥有高档住房、豪华车看作是应有的生存酬劳;将出国旅游看作是考察、视察、观光、学习等工作上的需要;将参与高档娱乐运动甚至参与赌博说成是吸引投资、扩大业务的交往活动。而且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吃喝玩乐风越是厉害。有资料证明，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请送礼、游山玩水、公车消费的费用达上万亿元人民币。 粗俗霸道之风。有些官员自以为了不起，整日吆五喝六，骄横傲慢，打官腔、耍官威，如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责问曝光别墅事件的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更有甚者，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有恃无恐，言语霸道粗俗，动辄即将“我是北京派来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江湖语言挂在嘴边，令人瞠目。 沉湎迷信之风。有的官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不信马列信鬼神，上班时正襟危坐，家里却供着玉皇大帝、观世音等神位。在各地寺庙的善男信女之中，有衣着平常的老百姓，有浑身珠光宝气的巨贾富商，也有坐着官车前来拜跪的党政官员。据悉，江苏有着千年历史的美丽骆马湖，因“骆马”谐音“落马”犯了忌讳，闹出一场改名风波。 结交权贵之风。有的官员喜欢攀龙附凤，结交有钱的大款，有势的大腕，有权的上级或上级的子女、秘书，甚至结交能预测官运知风水的大师。这也是媚俗的一种表现。从近些年来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人蜕化变质，与其结交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密切相关。 官场文化生态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 上述官场低俗风的种种表现，有一些共同特征，即：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情趣低下，随波逐流。这些官场低俗风，反映着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官场文化生态。这种官场文化生态有很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古代就有以下一些卑劣化的衙门风气。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清顺治时有一位叫任克溥的衙门官员，他形容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正事，七分都用来逢迎上司。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做官必须要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衙门精神的要义。清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惟有乎位高多金”。乾隆8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一遇民事，惟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 多磕头，少说话。清朝的曹振镛本来是庸吏，毫无水平，但他恩遇日隆，声名具泰。有门生向他请教，其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明太祖朱元璋曾问跟随身边长达19年而从未犯错误的文人宋濂，谁是小人?宋濂答，我只与贤人往来，没与小人打过交道，不知道谁是小人。“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在处理政务上的表现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曾国藩曾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 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顾局部利益。外官的两大通病就是繁衍，颟顸。繁衍就是装头盖面，挖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顾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整，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会说话”，说假话，做官样文章。嘉庆朝名臣勒保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与之拉家常时问道，作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不假思索的答道，能说话者最讨便宜。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据《庸闲斎笔记》记载，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他办理掩埋暴露各处尸骸之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三万多棺，但因故还有一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如实将情况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多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结果藩司下文，给掩埋1700棺的县令记了大功，而对陈其元申饬一番。经过这件事，陈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做欺饰之语”。 官员考核流于形式。中国古代每个皇朝都出台了不少有关官员考察的命令，也屡次强调要认真执行，结果却往往不得力，常常成为徒有其名的具文。《唐会要》“考功郎中”条，记德宗贞元6年(790年)正月事说，“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将被考核的官员定为“中上考”的情形越来越多。某些人因身份地位不同，基本是未考核已定级。而其所谓的“考”，实际是花费人力、物力，把形式认认真真地演诵一遍，或者拼凑些近似的材料，然后堂而皇之地上报。 对官场低俗风气的治理之策 可见，当下的官场低俗风由于历史文化基因的存在，不是一朝一夕、就事论事就能够治理得了的，必须要寻根溯源，标本兼治。 首先，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培育风清气正的大环境。风气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制度。中国古代腐败的官场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所以，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从根上解决用什么人的体制机制问题。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这样做，如，坚持民主公开，创新选拔机制，解决好“怎样选人”的问题;坚持实绩为先，创新考核机制，解决好“怎样评价人”的问题;坚持全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解决好“怎样监督用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伸张正气，才能铲除官场低俗风的土壤，一新其面目。 其次，要培养耻感文化，从改善官德入手。官场低俗风的背后是官员道德水平的下降，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香臭不分，不以为耻，甚至是以耻为荣。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道德修养是建立在“知耻”的基础上的。中国历史上有注重官德的传统。民族英雄林则徐，以本分自立、清白处世、诚实待人、急公好义为生活信条。他这样阐发为官之道：“凡官都是难做的。彼以做官为可安乐恣意纵欲行险侥幸者，十有九败”。晚清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但“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体现出一定的道德力量。他指出，“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古人认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士人官员的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如果寡廉鲜耻，不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是真正的国耻。所以要改变官场风气，必须从洗雪“国耻”入手，即从改善官德入手。 第三，要大兴学习之风，读好书以“医愚”。古人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官场低俗风的背后反映的是官员的愚昧，化解低俗风就必须以读书风代替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变质，那么思想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干什么，决定着人的品味，决定着人的进步。有人研究过，每天阅读一小时，三年之后就能变成某一问题的专家。因此，党政官员应当加强现代知识包括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管理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知识的扩充与更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聪明才智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仅仅热衷于周易、老庄甚至官场权谋、厚黑学的研究，听凭于官场低俗文化的侵蚀。所以，官员要爱读书、读好书，陪养浩然正气，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低级趣味，才能与官场不良风气划清界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