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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 陈春声、刘志伟在《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16—18世纪中国赋役制度的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使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也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因此，当时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起物价的大幅上升。对于生产者来说，置身于这样的过程中，以其生产物换取白银的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缴纳贡赋，而非资本的增长。当时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是在贡赋经济的背景下流通的，在18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常建华在《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刊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 “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 张荣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刊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呈现为两大格局：一个以三国两晋南朝为区域特征，以汉族思想为主体，同时伴随着本土道教和外来佛教的冲击，发生了所谓的“三教”之争；另一个以十六国北朝为区域特征，以北方少数民族思想为主体，同时伴随着汉族文化和外来佛教的冲击，发生了两次所谓的“灭佛”事件。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思想发展的态势迥异。前者是儒家思想不断衰落，道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日盛，并导致了政治动荡和国家积贫积弱；后者是少数民族思想不断衰落，儒家思想日益走强，国家逐渐强大并最终统一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