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21期特别策划“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文章之一。
                   日本朝日新闻社2010年6月发表了一份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调查项目有：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日本的谢罪充分吗？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吗？回答“尚未解决”的日本民众有52%，而认为“谢罪不充分”的仅占30%，“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的占30%。韩国民众的回答分别是：“尚未解决”占94%，“谢罪不充分”占97%，“有必要重新探讨日本对受害者的补偿”占89%。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民众认为，谢罪和补偿问题，并不一定是解决历史问题的焦点；而韩国民众要求解决历史问题、谢罪和补偿连贯在一起。
          
           那么，日本民众考虑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朝日新闻》投稿专刊“为后代讲述战争”的内容是个很好的线索。投稿人都是经历过战争将近90岁的人，但无论男女，他们讲的内容，多数是从战争受害者角度讲述受到原子弹轰炸和空袭后的痛苦体验。日本考虑的历史问题，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而对于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角色，却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原本应该作为国际问题的战后处理问题、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在日本却成了“国内问题”。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日本的战后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在大学开设了名为“东亚和平咖啡”的公开课，目的在于了解“日本的眼光”和“东亚的眼光”之间存在的差距。以我在课堂上对日本部分大学生的现状了解看，学生们知道日本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中“好像干了坏事”，但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当他们目睹耳闻俘虏和农民被刺杀练习、大规模屠杀、强制劳动、人体试验、强奸等的具体证言和照片后，表示吃惊，才“发现”亚洲“愤怒”、“仇恨”的缘由，同时，加深了对只写些表面现象的学校教科书的怀疑。
          
           可以说，他们关于战争的些许知识，基本是受到右翼漫画家小林吉则的影响。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存在的关于战争责任的结构性认识差距，产生于战后日本回避了加害面的成长历史。然而，日本却几乎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差距。
          
           但是，在日本，积极从事这项课题的人们依然存在，以下就是两个事例。
          
           一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加害证言与和平活动。二战结束后，约有1100名日本战犯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收容所接受了战犯教育。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开展了加害证言活动，1957年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告白》，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它现在仍是证明日军残暴行为的重要资料之一。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击，为了与“自由主义史观”论争，20世纪90年代，他们又创办了季刊《中归联》。
          
           当事人基本都已90岁左右，但他们至今仍在开展证言活动。他们并不认为道了一次歉，就可免责了。现住岛根县的原39师团士兵难波靖直将满90岁，至今仍在进行证言活动，终生进行着“未完的认罪”。
          
           二是明治学院大学的反天皇主义声明与战争责任告白。明治学院大学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大学，近年，他们也对曾经配合战争且战后长期没有反省的行为表明了态度。1988年秋，有过军队经历、时任校长的森井真出于“忽视国民，优先天皇的社会，就是没有反省昭和”的信念，拒绝了文部省因昭和天皇病重而要求大学自觉停止庆祝活动的要求。1990年，福田欢一校长加入了“基督教四大学校长声明”，反对举行天皇即位仪式。1995年，日本战败50周年时，校长中山弘正发表“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承认了责任，向中国、朝鲜半岛及亚洲其他国家表示道歉。中山校长讲到：做了坏事，在上帝和人前忏悔，是“理所应当”的“最起码”的行为，而这种“最起码”的行为，在日本却被表扬，被感谢，由此反倒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昏暗之深、罪孽之深。
          
           以上两个事例的共通点在于：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坦承责任并道歉；把对过去的反省反映在现在的具体行动上；不屈服于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击。
          
           正视加害方的行动，在日本决不能说已经很普遍。相反，容忍把谢罪和责任模糊化的姿态渐渐扩大，形式上道了歉就完事——在这种氛围浓厚的日本社会中，如何推广正视加害方的认识是一个课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宏波　郑萍/编译）　（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小组：童力、宋晖、江哲、郭烁、刘鹏、黄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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