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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书名，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是好事，只是时下对袁世凯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 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框框，也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凯是否是元凶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学术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扎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据思想保守且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后，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一结论。 这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记载，1898年9月18日，林旭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交给康有为后，康有为即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决定派谭嗣同到袁世凯住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于是，谭嗣同当天深夜带着两道密诏到法华寺见袁世凯，袁世凯对谭嗣同的请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不想袁世凯在9月20日一赶回天津就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荣禄即刻进京向慈禧汇报。第二天清早，慈禧从颐和园赶到皇宫，立即囚禁光绪，临朝亲政，下令搜捕维新党人。由于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袁世凯告密是否直接导致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对这一点，即便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根据档案资料“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 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是一个重要因素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发生有无直接关系这一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学术界也一直存在明显分歧。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也有论者根据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十余年后刊发的《戊戌日记》中记载的细节，得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认为，袁世凯本无告密的念头，只是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显然其告密在后，政变发生在前。甚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告密一事是“误解与误会”。因光绪皇帝对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救后”计划“的确不知情”，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指使。光绪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 针对否定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甚至否定袁世凯告密的新观点，另一些学者立即做出回应，提出不少否定之否定的论据。如，孙永兴《也谈袁世凯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睦传厚《袁世凯功过谭概——与祝曙光先生商榷》等文章。他们认为，袁世凯《戊戌日记》的内容不能全信，并引用袁世凯给其家兄袁世勋的家信：“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相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等原话进行反证。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受“二十一条”：卖国的罪名无法洗清 1915年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时，将事先拟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面呈袁世凯，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感到日方胃口太大而无法接受，便以“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搪塞推托。事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先后采取更换外交总长拖延谈判时间、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斡旋、密令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抵制等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电，即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所有条款“即行应诺”。 以往的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多认为，日本无故向袁世凯提出横蛮无理的要求，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但为了在帝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条”做交换的条件。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并且非常同情和理解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帝制的关系上。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为早日实现当皇帝的愿景，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然而，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还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 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分析，然后得出：“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 从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称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对上述观点，一些学者站在坚持传统观点的立场上引经据典进行了相应的驳斥，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不论袁世凯是否存在以接受“二十一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其接受“二十一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却是铁的事实。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条”的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卖国的罪名是任凭怎么洗也洗不掉的，只会越洗越黑。 洪宪帝制：为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是咎由自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洪宪乃自己造机”，“洪宪之举，迹近儿戏，背叛民国，夫复何辞？”然而，仍有论者试图寻找客观理由为他开脱。他们认为，在当时尽管建立了共和国，可是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在其前后心存帝王情结的人不在少数。“袁世凯把推翻满清王朝视为新旧王朝的又一次更替并不奇怪”，并把袁世凯称帝归因于部分外国使节怂恿、袁克定等人蒙蔽等客观因素上。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的”。甚至干脆说“袁世凯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宝座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也说袁世凯并没有想帝制自为，甚至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事实上，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竟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将历史的真实还诸历史 “袁世凯以军旅起家，虽然没有像众多的仁人志士那样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振臂高呼，腔洒热血，但他在许多方面，顺应了近代中国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然而，有的论者在肯定袁世凯某些历史贡献的同时，却矫枉过正，片面夸大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提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领导国民推翻晚清政府还是建设中华民国都“非袁莫属”，甚至把他的功劳抬高到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之上。他们认为袁世凯在执政期间 “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甚至说他“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大大超过当时一般旧官僚”。 如此不知轻重地夸大历史事实，不但不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会给历史真实的袁世凯带来更加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对袁世凯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确有必要深入研究，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让更多的人对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然而，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并不值得做过多肯定甚至歌功颂德，而应客观公正地将历史的真实还给历史。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唐金培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