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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兴起似乎带有某种偶然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史学界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传统史学博士培养过多，许多史学博士完成学业之后，无法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教职，被迫改行，脱离了史学界，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凯利后来回忆了他与同事韦斯利·约翰逊曾就此令人堪忧的前景在办公室进行数次长谈的情形。当时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扩大史学研究生就业的新路径，以便继续吸引爱好历史的青年前来就读，使本系的研究生项目能够继续保持活力，不至于因为市场的因素而遭到校方的裁减乃至撤销。公共史学便是他们提出的挽救历史系研究生项目的一种办法。 公共史学的源起 根据公共史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的说法，所谓的“公共史学”主要是指史学知识和史学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场所中，这些场所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各地的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公共史学家”的工作视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这里的“公共”既可以理解为“公共事务”（如政府部门和社区的决策、由纳税人支持的中小学历史教学等），也可以理解为“公众社会”（包括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提供知识的媒体、电影、电视、出版业等），还可以理解为“公众文化”（如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历史遗址、纪念场所或公众纪念活动等）。公共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运用历史学家的知识与技能，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 1976年，凯利和约翰逊利用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的一笔为期三年的基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始了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的试验。当年该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史学研究生，共9人。公共史学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两门高级研讨课，其中一门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公共史学的能力，另外一门则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根据凯利的总结，在第一门课上，教授与学生一起讨论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公共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具体说，就是在遭遇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史学家应该如何坚持求真的基本史德）。他们特意请来一些曾在公共领域工作过的历史学家，到课堂上现身说法，与学生分享实践的经验。该课还要求学生深入到 “公共领域” 的第一线——地方政府部门、社区、公司、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地实习，进行“任务导向型”（mission-oriented）的研究，学会与不同的机构、群体打交道，从中获得研究材料。该课程还要求学生学习一些行政和管理技巧，包括组织研讨会、编辑简报、为期刊撰稿、写作基金申请报告等，这些技能显然都不在传统史学研究生课程之内。另一门研讨课则注重训练学生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和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此外，该项目积极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并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精神。课程训练结束后，学生离开学校进行六个月的带薪实习，并根据实习的内容，写出研究报告（类似论文）。学生实习的研究项目包括：城市用水权的问题、机场噪音、洛杉矶市文官制度的历史、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运作等等。这些实践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该项目最初两届学生在毕业后大都找到了与项目培养目标相吻合的工作。 以满足现实需求为目的 1978 —1980年间，一系列关于公共史学的讨论会得以举行，这些讨论会吸引了专业历史学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门、博物馆、档案馆等工作的史学工作者参加。这些会议直接推动了公共史学领域的组织化，许多高校纷纷开设公共史学课程。美国公共史学教学在目的、主题和构成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在目的上，公共史学训练学生掌握传统史学研究、解释和写作的技能，帮助他们将这些技能应用于众多的公共领域，使历史知识和历史阐释有助于思考现实问题，并力图准确理解原始历史材料。在主题方面，公共史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是：了解和理解原始的历史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物、遗址、场景、文物、口述记忆、影像资料和电子文献等；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同时兼顾地方、区域、民族国家、文化和主题历史的背景下来思考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其细节；历史学家的工作经常是团队工作，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与其他人进行合作。在教学内容方面，公共史学教学应做到：保证学生拥有史学研究和写作的过硬技能，并熟悉至少某一领域的史学发展；学生应掌握在某一公共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公司或企业、历史遗址）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论原则与操作技能；学生应该拥有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实践的机会。从实践的过程来看，这些共识确实得到了贯彻和实施。绝大部分的公共史学项目都设在历史系，保证了扎实的史学训练。几乎所有的公共史学项目都保证给予学生参与实习的机会。 与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受众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时面对学术界和学术界之外的“公共领域”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追求，而是必须为满足现实的需求提供线索和答案。公共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多元的、开放的，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史料。许多学校的公共史学教学大纲都反复强调学生必须重视照片、电影、文物、口述历史、建筑结构图、环境状况记录等，并将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分析材料。此外，公共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是多元的、跨学科的。许多公共史学的训练项目都特意增加了历史地理、艺术史、民俗学、商业管理、政策研究、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训练。 公共史学的发展并非仅仅局限在教学范围之内，近年来，一些研究专著的出现证明了公共史学对专业史学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例如戴维·格拉斯伯格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了传统的专业史学博士训练，但最终成为了一名公共史学家。他在科罗拉多州弗德台地国家公园工作数年，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史学实践经验。通过研究美国人对不同战争的记忆和表述、新英格兰城镇和加里福尼亚地域的发展，他紧紧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来分析美国公众历史感的形成及其内涵，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新记忆研究”而与传统的记忆研究相区别。在他看来，传统的记忆研究关注一个群体或一种机制对于过去的信仰，而新记忆研究则关注公共领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历史记忆的交织和冲撞。换言之，“地域”也是一种组织和建构记忆的媒介，而公共史学关注的正是社会、社区和群体的“传统”是如何被编织起来的，即所谓“传统的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过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公共历史学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弗莱士的论文，该文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对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等“公共史学” 项目的管理。 公共史学发展面对的挑战 对于公共史学运动的倡导者来说，公共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the public）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赋予他们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公共史学的积极倡导者、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弗莱希认为，公共史学所代表的是一种“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识权威”的运动，它将历史研究和历史传播的权力分散开来，避免其成为“一种仅供掌控权力和等级所使用的工具”。公共史学不仅要把新的历史知识带给大众，同时还需要挑战历史学界内部对公共史学的“歧视”和不信任。在一些左翼历史学家看来，普通人创造了历史，但他们并不能从公共领域中获得自己的历史，而专业历史学家又垄断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权力，历史学家也没有途径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众社会广泛分享。许多新史学的实践者一直希望推倒两道墙：“那些将人民与他们的历史分离开来的”和“那些将研究历史的人与曾亲历历史的人分割开来”的墙。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学家不能继续躲在象牙塔里自成一统，必须走向社会，承担起构建新的公民信仰的社会责任。 关于史学解释权的讨论隐含着公共历史学家和新社会史学家对美国史学界近百年来实施的“专业化工程”（professionalization project）的猛烈批判。这个所谓的工程始自20世纪初，以建立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专业化为目标，将史学研究与史学写作逐步改造成为一种为专业历史学家所垄断的知识产业。1884年建立的美国历史学会原本是一个同时容纳专业和业余历史学家的组织，在早期（1890—1910年）的会员中，大学教授只占1/4，其他成员则包括了来自各地历史学会的负责人和自学成才的业余历史学家，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也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192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学会主席都拥有博士学位。历史学界的旗舰刊物《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也只发表那些使用了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以追求“客观性”为目标的作品。史学打着“科学”的旗号，夹带着想象与虚构，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专业历史学家的垄断行业，唯有取得同等资格的人，方可进入这一领域。而该领域的规范则由专业历史学家自己拟定，并作为衡量学术地位和学术荣誉的评判标准。用米哈尔·瑟度的话来说，史学家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地方（大学）、一种分析过程（史学专业）和一种文本（史学话语），以此来生产乃至垄断史学知识，通过垄断知识生产过程而建立起专业历史学家的话语霸权。 随着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史学也日渐成为一种曲高和寡的“高深”学问。史学内部分工细致入微、研究精细琐碎、界限划分严格、写作生硬刻板，研究成果与大众社会的文化和知识需求变得越来越脱节，也与公民素质培养（尤其是中学历史教育）的需求相去甚远。史学因而也就失去了传统的魅力，在校大学生选择就读历史学专业的人数锐减。20世纪的最后20年，美国专业史学界一直在积极努力和探索，希望为史学找回 “失去的天堂”。应该说，公共史学即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公共史学运动代表了史学界内部的一种反思，一种对传统史学教学方式的挑战，一种对专业史学内涵、方法和功能的质疑。（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