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其姿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梁其姿2009年出版的《中国麻风病史》一书，开创了英文著作从单一疾病研究中国医疗社会史的先河，今年获台湾“教育部”颁授第五十三届学术奖（人文及艺术学科）。《中国麻风病史》着眼于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对麻风的反应来研究麻风发展史，并探讨这个疾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意义。梁其姿研究明清时期的医疗资源、医学传承、方土与疾病观、女医等问题，在中英文权威医疗期刊与专书中发表重要论文，是当今研究中国医疗史必读之作。 医疗社会史的先行者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对文史感兴趣，后入读香港大学历史系。虽然教学语言是英语，梁其姿的主要兴趣是中国近代史。梁其姿回忆： “当年的香港大学有点类似于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机构，需要多重考试才能进去，但是学术气氛不浓。进大学前，我期待有不同的思想刺激，但进去以后有点失望，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学教学的延续，历史教学也相当传统，所以当时学习的兴趣并不太浓，而我当时读到的法国史学著作很有意思，当中能看到活生生的‘人’，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之一。”1975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取了法国政府奖学金，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留学，1980年底获得博士学位。 梁其姿师从毕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论文写战前解放区的合作运动。当时很多关于解放区的资料还没有出版，梁其姿通过朋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开的资料。完成论文后，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两年，这时学术兴趣才转向中国明清史。 学成之后，梁其姿没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湾。时值“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在台湾推动“国家科学委员会”五年计划，吸收国外读书的华人，于是梁其姿选择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同时期留学归来的学者还有后来成为近史所所长的陈永发。1987年，梁其姿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其姿曾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2008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为本科生讲授明清社会史，为研究生指导明清的卫生医疗研究。对比三地学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 “香港的本科学生和我在台湾的学生不太一样，台湾的学生比较愿意主动来探讨问题。大陆和台湾的学生比较相似，人和人之间私底下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学生比较务实，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有关吧。” 历史是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 时代周报：你到法国留学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什么？ 梁其姿：我留法时的主要兴趣是中国近代史。因为此前在香港大学念历史系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奖学金要去留法的时候，读到了一位法国教授毕仰高写的《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要是从社会史角度来写1949年的革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学者用社会史角度来分析革命的产生，看完以后就认定要他做我的导师，所以我的研究兴趣也就放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史。 我也跟几位法国有影响的教授进行了交流，在和毕仰高老师写完论文之后才转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认为，历史应该是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不是纯粹的政治史、事件史、战争史。我当时觉得用社会史角度来写1949年前后这段历史会比较困难，就回到中国明清史的研究。 时代周报： 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后，你怎么研究起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在离开法国之前，我与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es）老师一起研究心态历史，他的课主要是西方人面对死亡态度转变的问题。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关注，当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湾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很多明清时期的方志资料，从明清的育婴堂到安葬死人的机构资料搜集，于是就试着去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 我写完《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之后，就发现明清时医疗机构的诸多问题，大概16世纪以后，中国南方就出现收容麻风病人的机构。基于这样的兴趣，我写了《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间写了很多关于医疗、社会方面的论文。 广州的善堂和医疗活动 时代周报：当年的育婴堂算是中国的慈善机构吗？ 梁其姿：当然。在宋代以后，没有很好的避孕方法，堕胎也是非常危险的手术，所以很多穷人对多生了的小孩，要么选择遗弃，要么选择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式。但对传统道德很看重的官方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现收容被遗弃婴儿的机构，这种机构多半是士人和地府官员捐钱来创办的。 在中国，以前处理社会问题的角色一个就是政府，另一个就是家族。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出钱出力最多的还不是官员，是靠地方力量来支持的。但中国社会问题往往是由民间处理，并不完全是政府、家族上层精英来处理。譬如明末更多是一些知识领袖来倡导，由小部分生员或有钱的商人捐钱来建立，过去很多人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 时代周报：这种传统后来还有延续吗？ 梁其姿：有，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当时清政府没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来进行善后处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很多社会的管理问题都是善堂进行处理的。我现在研究的兴趣就在这方面，特别是同治以后的广州善堂和医疗活动。 香港有个东华医院，那是同治以后建立的，是在广州的爱育善堂建立之后才产生。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没有办法处理华人生病的诸多问题，所以鼓励在香港有钱的商人建立东华医院来处理这些问题。 1949年左右，广州最大的医院要算是方便医院，1949年之后就慢慢成了现在的第一人民医院，所以还算是被吸收进了国家机器里面。 时代周报：2008年到香港后，你的研究方向有没有大的改变？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时间，我就抽空到广州研究19世纪的医疗文化。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广州是最早引进西洋医学的地方，大概是在1834年，几个英国人在广州建立医院行医，也训练当地人做学生，像种牛痘也是在广州开始的。后来本土善堂的进一步完善，也有了西方医学，但两者算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很想进一步了解现代医学是如何在广州发展与演变过程，也想具体了解何谓华南的现代医学，我想那不只是西医东渐那么简单。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广州，现在因为要教书的关系，去得比较少了。 黄仁宇在他的环境看历史 时代周报：张逸安在《黄河青山》的“译后记”提到你的帮助，你和黄仁宇先生有交往吗？ 梁其姿：其实交往并不多，因为黄仁宇先生有一段时间到台湾演讲，但后来回去美国，加上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太多交往，倒是黄先生的好友林载爵先生和我比较熟。 时代周报：林载爵先生认为，现在黄仁宇先生的史学观点受到了主流学界的批评，是很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黄先生那时候的观点是一种很自然的历史观，就像钱穆先生那样看历史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上课也是告诉学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理解的历史是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理解。黄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学家，但他的解释是受到了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时代周报：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给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读后感。 梁其姿：他们的际遇不同，何炳棣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的一个人，而且何先生出道也比较早，所以看这个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样的。何炳棣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辈，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较密切，他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讯研究员，每次院士会议都是我们来接待他，常听他讲故事、讲研究学问的态度。 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 时代周报：如果说历史研究和自己的际遇是相互关联的，那你为什么关注慈善医疗这方面的研究？ 梁其姿：像何炳棣先生从来不做二等的题目，都是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里的核心问题。相比较，可能是性别上的差异因素，我更为关心的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是很弱势的婴儿、老人、病人、妇女，还有城市边缘人，他们都没有权利，那他们怎样看待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命运，这才是我所关心的。他们常常是被主流所冷落的，同时也是被历史忽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我就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还原历史声音的发言机会。 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上，这也有技术性的困难。弱势人群通常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书写下来，他们往往没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关他们的看法很少，同时也需要太多资料的了解。相反，精英看历史方面的资料就比较多。研究一个伟大的东西往往比较容易得到资料，像我研究的这方面就有困难，但又非做不可，否则历史上又少了这方面的声音。相对于主流精英的历史，即英雄式的主流叙述，我要提供一个卑微人的叙述。这个方法不能流于情绪，是需要一些修养在里面，我也尽量往这方面去做。 时代周报：在历史里看见你所说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实我并不是想把小人物写成一个可怜巴巴的人，因为他们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展现出来的是英雄式人物的对立面，应该写出小人物的主体性、主动性，这需要很多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