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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耀华先生选择汉人家族宗族制度作为认知中国的窗口，相较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林耀华最卓著的学术贡献当是为日后中国汉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即“宗族乡村”。这一分析框架把村落模式和家族宗族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地缘和血缘结合体的观察单位，并为后学所秉承与发展。 《金翼》：展示父系家族与姻亲互动 “宗族乡村”直接来源于吴文藻的社区概念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继嗣体系理论。《义序的宗族研究》完美地体现了这种结合，它将宗族组织、功能等置于村落社区中加以考察。《金翼》则显示分析思路的变化：在《义序》里主要以宗族为主，姻亲是一个辅助；《金翼》虽标明“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 “父系家族与姻亲”互动的文化表演。至少可以说，它展示了家族作为父系体系和姻亲体系的两个基本面。 二战以后，弗里德曼利用林耀华等人的中国经验描述，并结合非洲学范式提炼出一个经典理论模型——中国宗族范式（local lineage paradigm）。某种意义上，林氏的工作为弗里德曼的理论模型奠定了基础。 《银翅》：国家如何进入地方文化机制 1980年代中后期，庄孔韶师从林耀华而重访金翼黄村，延续了以家族宗族制度研究为特长的汉人社会研究。《银翅》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充实了一个本土的 “文化”概念。庄孔韶将其表述为，哲学家所发明、政治家所强化、教育家和乡土文人传播，并最终由农人所实践。这一动态的关于文化的思想揭示了20世纪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具体文化机制，当然也包括以往帝国时期大传统如何进入小传统以及过去如何来到当下的问题。 在这一理论模型中，庄孔韶特别凸显“宗祧理念”对理解宗族的重要性，呼应陈其南氏的研究，对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进行有效质疑，也因而超越了早年林耀华的“宗族村落”分析架构。除此以外，《银翅》引领了中国人类学对前辈田野点的重访研究，而准组合家族概念也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总之，《银翅》一方面秉承林耀华 “宗族乡村”和家族制度概念，另一方面注入历史变迁和大小传统相勾连的视角，突出了宗祧理念对理解家族宗族制度存在的重要性，推动了“宗族乡村”到“乡村家族”这一分析框架的发展与完善，从而开启后续的研究。 延续、深入、多维度研究宗族制度与汉人社会 1991年后，一批人类学者开始了广泛的田野工作，他们以家族宗族制度为出发点，同时转而展开多视角认知中国社会的探索方式。兰林友通过对后夏寨村的重访，提出了“残缺宗族类型”概念，即华北宗族是一种残缺宗族，这种宗族明显缺乏华南宗族那种共财、聚居、庞大族属规模等要素。除此以外，他还认为后夏寨村的政治并非完全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而是由情境性社会关系决定的。 笔者通过对山东费县闵氏宗族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对今古文经学和《尔雅· 释亲》中的九族制度进行了“上下古今关联”的田野检验，发现：村落的基本亲属框架是五服九族，每个五服群体与村落内外的五服群体通过联姻而形成“五服—姻亲”结构，姻亲体系并不像结构功能论所理解的那样是父系的陪衬和辅助，相反，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价值。因而闵村兼容了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两种制度，这与长期以来继嗣体系和交换体系相对立的认识有别。 针对弗里德曼开启并流行的农业宗族研究范式，周泓的“商与宗族”研究路径是一个超越。周泓通过对杨柳青家族、宗族与商业经营关系之考察，发现二者之间彼此支持。也就是说，商业由家族、宗族来经营，而商业又为家族与宗族的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传播宗族的理念。从而进一步提炼出“商域宗族”概念，以解释地域社会运转问题。 此外，马威考察了“东蒙农耕地区”的轮伙头制度和习俗，探讨了在国家力量影响下，蒙汉族群碰撞带来的周边民族亲属观念、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蒙古族如何接受汉人社会轮养制家庭模式的问题，延伸了庄孔韶对轮伙头制度和“中国准组合家族”制度探讨的学术意义。 同时，学者们开始多角度地研究汉人社会。周泓告别传统的单纯的农业村落研究范式，选取村落与市镇有机结构在一起的田野调查地点来认知汉人社会。石峰提出了“组织参与的力量性与缺失性置换”的理论分析思路，探讨在大族缺失的情境下，非宗族组织替代了宗族组织来运作地方社会的问题。范长风把洮州青苗会作为理解地域社会的一个分析工具，从生态、仪式、族群和历史四个维度，分析地方社会内部的联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历史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西北乡村共同体没有解体且没有像东南地区那样产生出地域性宗族组织。 回到中国亲属制度研究脉络中 由林耀华所开创，经庄孔韶与第三代学者秉承与发展，以汉人家族宗族制度为重点的学术共同体，渐行开创着汉人社会研究的新视域，他们以研究汉人家族宗族制度与实践为特长，视家族宗族制度及其实践为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同时也在开展家族宗族制度线索以外的多维度汉人社会观察。 如果把家族宗族制度与实践研究置于世界性的中国亲属制度研究脉络里考量，可以发现两条线索。一是从拉德克利夫·布朗到福忒斯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非洲宗族范式，再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而后是中国港台地区所进行的汉人家族宗族研究；二是从布朗到林耀华，再到庄孔韶，最后到第三代工作群体。由于过去30年的中断，第二条线索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与第一条线索在英语学术圈内相比明显要弱。然而，囿于港台局部地区的中国经验，第一条线索在汉人家族宗族研究上留下大量问题悬而未决，因而庄孔韶和第三代工作群体有足够的空间把研究延续下去。（作者单位：青岛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